李国文

人，自始至终，从来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每个人都有其长处的同时，不可避免也有其短处。有其令人敬仰的优点，亦会有其难以齿及的不足。因此，看人，透过表象看本质，要懂一点辩证法。特别对那些出现在人们身边的大师、准大师，则尤其需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客观准确。

韩愈（768年-824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生前，他并不知晓后世人对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评价如此之高。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起首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便是最高的褒扬。因此，公平地看一个文人，应该保持一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尺度才好，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轰动一时，不等于永远轰动;生前有名，不意味身后有名。苏轼距韩愈约三百年，他认为，韩愈对于中国文学重新走上阳刚的发展道路，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

苏轼说，“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的文学风气，因为他“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当代那些自封的，或人封的大师、准大师们，别说三百年，恐怕三十年后，还能被公众记住名姓、道得其代表作的人物，已是为数寥寥。苏轼在这篇碑文中谈到韩愈为文之外的为人：“韩文公起布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如此推崇，如此褒扬，这才称得上历史的“公论”。到了明代，又是三五百年过去，更被学子们奉为一代宗师。于是，出现“唐宋八大家”之说。所谓“八大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三苏”、欧阳修、王安石与曾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