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余玮

吴芸红是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和少年先锋队事业开拓者、中国少先队学科奠基人。她1921年5月出生于浙江宁波，1945年参加革命。历任《新少年报》“咪咪信箱”专栏主持人，共青团上海市委少年部副部长、部长，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少先科科长，《中国少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少年》《北京儿童》支部书记兼主编，《辅导员》杂志顾问，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副会长等。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地下少先队》就是根据吴芸红和其他几位地下工作者一起创办《新少年报》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当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也推出了同名话剧。

1939年，吴芸红在上海务本女中读书时就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学生界抗敌救国协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6月，吴芸红在之江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晚年，吴芸红还记得：“我用米汤水写的入党申请书，在纸面上看不出文字，这是一种秘密的办法。”1944年春，吴芸红考入上海之江大学教育系，与袁鹰（当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儿童文学家）成为同班同学。由于彼此志趣相投，性情相近，于1950年7月结成伉俪。

1946年2月16日，中共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社会青年区委创办了一份少年儿童报纸《新少年报》，旨在对少年儿童传授科学知识，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培养少年儿童关心国家大事、团结友爱的美好情操。社址位于如今的上海市黄浦区自忠路（原西门路）355号。吴芸红是报纸的主编之一。1947年后，改由中共上海教师运动委员会领导。《新少年报》内容包括时事新闻、社会知识、自然知识、文艺及读者园地。报社的编辑、发行、联系小读者的工作都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出版不久就赢得了孩子们的关注与喜爱。该报非常注重为小读者提供服务，第3版“少年园地”的“咪咪信箱”由吴芸红主持。当时，美术编辑在专栏处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咪，于是吴芸红有了“咪咪姐姐”的外号。

吴芸红（左）与袁鹰

吴芸红上午在沪西法华镇一所招收贫寒儿童的义务小学教书，下午在之江大学读书，教、学完毕后到报社办报，带领祝小琬、颜学琴处理小读者们的来信。她认为她是在对“未来的国家建设者们”回信，因此做到每信必复，经常通宵达旦。有的孩子思想苦闷，不向家人反映，都写信给“咪咪信箱”寻求帮助。有个小读者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写诗说：“这是黑暗世界，没有亮光只有痛苦与死亡……”“咪咪姐姐”立刻回信说：“世界不是一团漆黑，黑暗中闪烁着亮光，光亮会越来越大……”南京市中华中学退休老师陈傛征回忆说，“咪咪姐姐”有一颗纯洁的心，她的人格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们跟她走；“咪咪信箱”是我们的百宝箱，从那里我们得到了许多知识，许多道理。在报社，吴芸红以“虹”“丁丁”等为笔名撰写《孩子们》《爸爸讲的故事》《老伯伯讲老话》《丁丁的日记》等作品，反映社会底层孩子们的苦难生活，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及借古喻今的手法帮助孩子们认识社会，坚持“把真理带给孩子”。吴芸红不仅办报，而且还和战友们坚持组织各种小通讯员的活动：有时事座谈，读书讨论，参观报馆和儿童福利机关，有唱歌、游戏、跳舞，举行联欢会，还办了小图书馆。她组织举办小记者“培训班”，帮助小读者、小记者、小发行员参加社会实践；组织“一日夏令营”的“小先生”活动；办“识学班”、帮助流浪儿学文化、带领大家参加“石榴花”运动；大雪天到贫民窟访贫问苦、送寒衣送奶粉……。于是，报纸与小读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小读者的身心健康得到很好的维护。这种儿童观在她几十年的工作中从未丢失。当年，《新少年报》有近200个通讯员，发行万余份，这在当时的上海是罕见的。吴芸红曾说，当年的那些小发行员主要是帮助推销报纸，他们完全是义务的。“许多小发行员不仅在学校里帮助推销，有的还到马路上、公园里叫卖，千方百计把报纸销出去。他们知道报社经济困难，如果当期报纸卖不出去，钱收不回来，便不能出版下期报纸了。读者热爱《新少年报》，把《新少年报》看成是自己的报纸，把自己看成是报纸的小主人。”

1948年12月2日，《新少年报》出了第100期，头版登着告别信《暂别了，朋友》：“亲爱的少年朋友们，我们被迫痛心地和各位暂别……我们不要为离别而悲伤，相信黑暗定会过去，光明是属于大家的……”原来，《新少年报》出到第99期时，国民党教育局突然不准各校学生订阅《新少年报》了。于是“按照党的指示，在短短两个小时里，同志们把来稿来信、白报纸、剩余的《新少年报》等整理好，迅速撤离”。吴芸红曾回忆：“我们把第100期的稿件送到印刷厂排印，把给小通讯员的告别信分成几批分别投到几条马路上的邮筒里，便分头隐蔽起来。《新少年报》随即停刊了，后来听说小读者和小通讯员收到最后一期报纸和那封告别信后，不少人急急跑到报社的小屋去找我们。门紧闭着，怎么能找到我们呢？什么时候能再看到《新少年报》呢？一些孩子伤心地大哭起来。”一个多月后，《新少年报》社遵照地下党的指示，秘密办了“改头换面”的《青鸟》丛刊（共办了7期），又把小发行员和小读者们聚集起来了，成为了之后地下少先队的核心力量。1949年2月，《新少年报》地下党支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少先队与儿童团的决议》，支部书记胡德华把建立地下少先队的任务交给吴芸红、祝小琬、颜学琴、段镇。吴芸红等继续与那些要求上进、追求光明的少年保持联系，并将他们组织起来，逐个吸收进“地下少先队”。这年5月，上海解放。由于地下少先队员为解放上海出过力，受到上海市长陈毅等的接见。

全国解放后，吴芸红被调到上海团市委少年部工作，为建立少先队组织、指导基层少先队工作跑遍中小学校做动员、讲解，培训辅导员，起草工作文件。“1950年4月，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议……有幸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接见”。会议中的一项内容是颁发第一次经过修改正式公布的队章、队旗、红领巾。吴芸红回忆说：“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全体少年儿童工作干部按照队章规定举行列队仪式，宣誓入队，戴上红领巾。”

1953年秋，吴芸红调北京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工作。1957年，团中央书记处研究提拔吴芸红任少年部副部长，可吴芸红婉拒组织上的安排，6次写信给团中央有关书记，恳切陈词自己能力差、胜任不了领导工作，更适合一线工作。1964年6月团九大召开后，调吴芸红任《中国少年报》社长兼总编辑。“文革”时，胡耀邦等团中央负责人被“打倒”后，在中国少年报社主持工作的吴芸红也成了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吴芸红和袁鹰被批斗、审查，无法抽身带女儿治病，惟一的女儿田小梅由于高烧耽误了治疗，大脑损伤，导致两腿不能直立行走，造成终生残疾。1974年秋，吴芸红出任《北京少年》月刊支部书记兼主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原编委、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谷斯涌说，吴芸红参与了一少至六少的每次会议的筹备和会后的贯彻：“在团中央的少年儿童工作中，她是起草各类报告、决议、条例的重要笔杆，也是研究、指导实践的专家。吴芸红熟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少儿工作的全貌，为新中国的红领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被誉为是这个行业的‘活字典’。”筹备七少时，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指派吴芸红起草报告，组成3人小组分工合作，并由吴芸红定稿。曾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刘勇敏说：“吴大姐德高望重，但她从不要任何照顾。政府特殊津贴她不领，全国劳模的奖金她不要。她说，她做的都是本职工作，不应额外领取报酬”。1988年4月的一天，吴芸红接到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的电话:“吴大姐，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您获得了中国福利会的樟树奖。”吴芸红用略微颤抖的声音坚决地说:“请你们转告有关方面，千万不要表彰我。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与大家一样，太普通了。我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没有什么值得奖励的地方……”

离休后，吴芸红与有关同志到一些省区市收集有关少先队的历史资料，去基层寻找最早那批见证少年儿童运动的人，访问当年的少先队干部等老同志，走访文史馆，厘清中国少儿运动的历史脉络，总结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开创了少先队史学研究先河。她主编了近29万字的教材《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我国少年儿童运动发展情况的专著，还合著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少先队的光辉历程》《闪闪的火炬》，并出版了多本《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资料选辑》等，为少先队理论研究树立了不朽的丰碑。2003年到2004年，受全国少工委、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委托，又主持编写了《中国少先队工作50年大事记》。2010年，吴芸红虚岁90，团中央少年部、组织部的同志及书记处的领导准备去看望吴芸红。吴芸红听说后专门给组织部写信婉言谢绝说：“过生日只是个人小事，怎能惊动组织和领导呢？……千万不要开这个例。”2016年5月27日，吴芸红仙逝，享年95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