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这一重大事件为标志，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宏伟目标得以实现。作为当年亲身参加解放西藏主力部队—二野十八军的一名普通干部，至今70年来，我对此事感慨万千，种种经历是永难忘怀的。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但是从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开始，其魔爪也伸进了西藏。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其中英军上校荣赫鹏率部于1904年从印度打到拉萨。虽然西藏地方军民英勇抗英，但腐朽的清王朝妥协退让，致抗英战败，订立了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西姆拉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英帝国主义在我国西藏割占大片土地，并享有驻军、租界、开商埠、向藏民支应差役等各项特权，使西藏人民遭受种种痛苦。1904年的中英《西姆拉条约》将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的门隅、珞渝、下察隅大片领土划入印度。其后，英帝改武装入侵为在藏培植亲英势力，培养了西藏上层贵族中的擦绒、索康、夏格巴等一批亲英帝、反祖国分子。民国以来，由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软弱无能，难以控制甚至顾及遥远边疆西藏的事情，使帝国主义支持、怂恿的“西藏独立”活动日益嚣张，西藏这一大块领土有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危险。其典型事件是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悍然成立了“外事局”，将中国视为“外国”，要国民党政府今后只能与该“外事局”而不能与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打交道;1947年在印度举行的泛亚洲会议，公然邀请西藏代表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并打出了所谓的“西藏国旗”;1947年，亲英派杀害了西藏爱国的前摄政热振活佛。1947年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帝在西藏享有的特权，继续怂恿“藏独”活动。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更在英印的支持下，搞了驱逐国民党政府驻西藏办事处的“驱汉事件”。在英、美、印联手介入的情势下，西藏分裂势力加快了企图脱离祖国的步伐。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心西藏问题。早在1949年2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河北建屏县（后改为平山县）西柏坡村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说：“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也逐渐明晰具体。8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致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9月26日，朱德总司令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領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电示正在向新疆进军的一野一兵团司令员王震：“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正式明确“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军政委员会主任（后正式名称为主席）”。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由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一月上旬）至五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五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刘伯承、邓小平见毛泽东主席1月2日从苏联发来的电报后，立即研究了贯彻执行的意见，并于1月8日上报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同时发给当时在成都的贺龙，电报内容是：“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领全藏”。“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个军去”，“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中央毛主席及贺龙同志审核。”

刘、邓发出此电报的当天即电令“十八军主力集结乐山、丹棱地区整训待命。张国华及每师一个负责同志速来重庆受领新任务”。参加完成都战役的十八军指战员刚走出硝烟弥漫的战场，接刘、邓电令后，立即在原地停止待命。

为何决定由十八军进藏，西南局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二野副政委）、李达（二野参谋长）等多次研究，认为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比较年轻，既当过军事指挥员，又做过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率部屡挫强敌，开辟和巩固了豫皖苏解放区，对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和实施淮海战役起了重要作用。这样，进军西藏的光荣艰巨任务落在了十八军的肩上。

在苏联的毛泽东主席接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后，即于1月10日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并转刘、邓、贺及西北局：“完全同意刘、邓1月8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

1950年1月10日，张国华、谭冠三到达重庆。几天后，军参谋长陈明义、五十二师政委刘振国、副师长陈子植、五十三师师长金绍山、五十四师师长张忠也到重庆。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接见十八军军、师主要领导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西南局的决定。刘伯承说：“毛主席命令今年进军西藏，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确定的。从政治上看，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但是，美、英等国都在打西藏的主意，故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役”，“十八军担任这一任务是极其光荣的。你们都很年轻，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进军西藏任务”。邓小平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同时，（还必须）解决（好）补给（问题），解决公路（问题）”。这些思想，后来西南局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张国华和谭冠三在刘、邓首长下达进军西藏任务后，立即代表全军将士坚决愉快地接受下来。

1月18日，邓小平起草了成立中共西藏党的领导机构向中央的报告：“拟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军政委）、王其梅（军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干部、全国政协代表）等七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请予审查批示。”中央于1月24日复电：“同意即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为该委员会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再加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此外请西北局考虑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加入此委员会，望西北局提出意见。”

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解放西藏進军政治动员令》，要求进军部队全体共产党员及指战员做到：“深刻认识解放西藏进军的伟大政治意义，勇敢担负这个光荣的任务。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作好充分准备。发扬人民军队英勇奋斗、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帮助康藏人民从压迫与落后的困苦环境中解放出来。忠实正确地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团结友爱互助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每一个指战员必须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在军事行动一经停止之后，就需要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发展生产建设事业”，“与西藏人民一块共同建设民主繁荣的西藏”。

十八军原来确定的任务是驻屯经营川南，干部们作好了在川南安家、结婚生子的准备。这下要离开风光秀丽、物产丰富的川南地区，改去遥远荒凉的西藏，思想弯子转得很大。有些思想落后分子就发牢骚、说怪话，哼起小曲：“哎嗨唷，王老五，说我命苦真命苦，今年已过二十五，衣破还是没人补，啥时候才能娶媳妇。”还有的说：“放下美好的川南不待，要去荒凉的西藏，张国华军长是想去当土皇帝咧！”这股贪图享乐、惧怕艰苦的歪风，在一定程度上刮了起来，虽不是主流，但其腐蚀作用也不可低估。军党委对此十分重视，当即研究下部队作动员、教育工作。张国华到五十二师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这次进军西藏，是以我们十八军为主，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西藏过去没有党的组织，现在由我们去那里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从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谭冠三到五十三师党委扩大会上说：“我们去西藏要有两不怕，第一不怕帝国主义不高兴，第二不怕找不到老婆。自古英雄爱美人，那美人也爱英雄嘛！川南泸州、宜宾一带参军的女同志多得很。你进藏坚决，作战勇敢，工作积极，还怕没有女同志爱你？你们中间一定会有很多好夫妻！”刘振国主任也对指战员们讲了许多进军西藏意义重大的话，并说首先是革命利益，然后是个人利益，共产党并不否认个人利益，在维护革命利益的前提下，个人利益会得到满足。进军西藏和婚姻问题不但不矛盾，相反在完成进军任务中，婚姻会更美满解决。军首长们动员后，各师、团党委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动员。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广大党员、指战员纷纷表决心，请缨出征，决心书、立功保证书像雪片一样飞来。军卫生部的模范炊事班长廉效文已经54岁，年龄较大，劝他留在四川，他说：“我过去给地主当长工落下了个啥！女人饿死了，三个孩子也都饿死了，有比这再苦的吗？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我廉效文。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到西藏去！”

十八军进军西藏誓师出征

2月6日，邓小平为进藏部队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接着，贺龙又题词：“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为巩固西南国防而奋斗！”军政治部文工团随即创作了进藏歌曲《铁腿班》《解放西藏真光荣》，指战员们越唱越提劲。当时我就是在侦察科教唱歌的。《铁腿班》唱道：“铁腿班，铁腿班，人人是英雄，个个是好汉。不怕山高水又深，不怕路途远又远。大风吹，冰雪寒，精神抖擞齐向前。一直走到西藏去，人人立功争取铁腿班！”部队掀起了进军西藏的热潮。

3月7日，十八军在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在会上宣读进军西藏誓词：“我们是人民战士，是坚强的国防哨兵，光荣的受领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保卫祖国边防，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伟大任务。我们有决心，有勇气，有把握，为保证其圆满实现而奋斗。愿向党和人民宣誓：第一，坚定顽强，奋勇前进，战胜困难，完成任务。谁敢阻挠我们前进，就坚决、干净、彻底、完全把它消灭。第二，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藏族同胞亲密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西藏。第三，做好人马健康，加强团结互助，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环境越艰苦，我们越团结;不叫苦，不埋怨，大家想办法，战胜一切困难。第四，爱护装具，爱护粮食，不丢失，不浪费，力求节约，减轻人民负担。”

3月29日，十八军派出由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军前进指挥所到康定，统一指挥五十二师、五十三师两支先遣部队。北路先遣部队是五十二师吴忠师长率领的一五四团和师直、军直机关一部，前出甘孜。南路先遣部队是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的一五七团和师直、军直机关一部，前出巴塘。

3月31日，军前指和北路先遣部队到达雅安。调查研究是先遣部队的重要任务之一。军师前指与由王其梅任主任的军政策研究室经过紧张工作，对康藏地区的政治、军事、社会、气候和兵要地志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先后编写出《西藏社会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西藏应注意和准备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西藏财经问题研究提纲》《藏人的风俗和禁忌》以及《进军守则》等材料。接着，十八军将《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上报西南局并党中央。

甘孜城

4月4日，北路先遣部队3000多人由吴忠师长、郄晋武团长率领，从雅安出发，翻越二郎山、折多山、罗锅梁子，艰苦跋涉600多公里，于4月28日抵达康北重镇甘孜。我们先遣部队走得快，但后面的兵站和骡马粮食运输慢一些。到甘孜后，我们自行携带背负的粮食就快吃完了。甘孜藏胞各阶层都盯着这3000多解放军会不会搞当地的粮食。如果我们在当地大量购粮，那就必然引起粮价飞涨，影响藏民的生活，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敌人会说共产党来吃了藏民的粮，让藏民受苦。毛泽东主席早就看到这一点，并作出重要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面对断粮的威胁，5月上旬，先遣部队吴忠师长、郄晋武团长号召我们以渡粮荒的精神战胜困难，决定吃粮从每人每天1斤减为12两（16两1斤的老秤），过几天又减为十两、八两，最后减到七两、六两，动员大家挖野菜充饥。此时正是春天，田野里各种野菜不少，如藿麻头、茴茴菜、野韭菜等，成了我们的主食。一五四团战士还有挖地老鼠、抓麻雀吃的。我们没有动当地一颗粮食，使藏民放下心来。就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还大力为群众做好事。吴忠师长提出开展“满缸运动”，即借住老百姓家，家中的水缸一定由指战员来挑满，不须老百姓自己来背水（这也是过去部队在冀鲁豫地区的老作风）;部队医生、卫生员为藏民免费治病;行军中保护沿途的经幡、玛尼堆，宁可在风雪中搭帐篷宿营也不住喇嘛寺;每天出发前检查群众纪律，发现有损坏老百姓家中器物的，必定照价赔偿，等等。当时，我就在半饥半饱中为藏民家中挑过几百担水。这些，使藏民耳目一新，大受他们欢迎。甘孜一位藏族老人说：“我见过赵尔丰的军队、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也见过藏军，都是抢我们的，吃我们的。只有解放军是给我们，帮助我们的，解放军真是太好了。”西康的藏民开始称我们是“新汉人”（嘉萨巴）、“菩萨兵”（玛米强秋森巴）。这些亲切的称呼迅即传开来。军民团结就成为民族团结。吴忠师长对大家说：“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不是军事上歼灭了多少敌人，而是政治上消除了藏汉民族隔阂，促成了藏汉民族团结。这个政治胜仗比军事胜仗意义更大。”

进藏部队为藏民服务

甘孜渡粮荒一个多月后，后方兵站的粮食才运了上来。五十二师政治部的创作人员创作了歌曲《甘孜一月》：“不能忘呀不能忘，甘孜一月永远记心上。我军一来到，当地空空缺少粮，千山万水补给难，飞机空投接不上。藏民生活苦，我们渡粮荒，抓田鼠，捕麻雀，挖野菜，充饥荒，满山遍野忙，大家喜洋洋。田鼠麻雀保健康，吃不完的野菜晒干当干粮。藏胞齐欢唱，解放军来，拨开乌云見太阳。”

7月4日，苗丕一副政委率南路先遣部队从康定出发，跋山涉水，经雅江、理塘，于8月2日到达巴塘，与以平措旺阶为首的巴塘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会合，吸收了一批当地藏族青年，在当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为保证胜利进军和解放西藏，刘伯承、邓小平于1950年1月18日向中央军委建议：在由十八军从川康进军的同时，再由青海、新疆、云南各派一支部队作向心进兵的部署。中央同意了刘、邓的这一建议。据此，青海、新疆、云南方向也分别派出部队、分队，准备进藏。

青海部队向西藏进军

中央确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并在5月29日批准了邓小平5月27日根据十八军上报《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亲自起草的“十大政策”：“（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现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军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西藏工委、青海省委以及进藏部队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同西藏地方当局进行接触，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争取工作。主要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藏语广播，前线部队对当面藏军进行争取，派遣人员入藏劝和，中国驻印度使馆人员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接触等。但是中央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当局的阻挠与拒绝。特别是甘孜白利寺的爱国僧人格达活佛主动响应中央、西南局的号召前往西藏劝和，英国特务福特唆使藏政府官员在昌都将其毒死。我们侦察科首先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刻上报军部。藏政府还以藏军主力陈兵金沙江西岸和昌都、类乌齐地区，妄图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藏。为了实现解放西藏的战略目标，中央决定以打促和，及时实施昌都战役。

藏语老师给进藏部队教授藏文：“中华民族一切团结起来”

1950年10月7日，昌都战役开始。参战的北路集团是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军炮兵营、青海骑兵支队、军侦察营、工兵营（附五十四师炮兵连），为主要方向，统一由吴忠指挥。南路集团是五十三师一五七团，为配合方向，由苗丕一指挥。再加上云南的一二六团从南端策应。张国华在甘孜全面指挥。作战的指导思想仍是毛主席教导的歼灭战思想，一定要力争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地区;防止打成击溃战，让藏军西逃拉萨，造成我们下步进军的困难。贺龙指出：不能老虎打苍蝇，老虎打过去，苍蝇飞跑了。此时我们侦察科随军侦察营、工兵营前进，参加了岗拖、觉雍两次战斗，歼藏军200余人。一五五团渡金沙江后，奔袭牙夏松多，歼藏军10多人，然后追歼南逃藏军。一五六团渡金沙江后，经生达、小乌拉两次战斗，歼藏军一部，再向南急进，于19日晚进至昌都北郊。担任大迂回的一五四团和青海骑兵支队，从青海玉树地区分内外两翼前进，每天急行军、强行军50至60公里，在雨雪冰雹的恶劣气候下，于17日夺取了类乌齐，18日占领了恩达这一要地，截断了藏军西逃的主要通道。藏政府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率溃败的各路藏军第三团、第十团并第八团、第二团两个连等共2000余人，于18日从昌都西撤，到达拉贡以后，得知西面一日程之恩达已被我军占领，只好南退至朱古寺。阿沛与各藏军代本（团长）商议后，被迫派出议和代表，与追赶来的青海骑兵支队、一五四团首长谈定，放下武器。南路部队一五七团强渡金沙江后，争取了驻芒康（宁静）的藏军第九团起义，然后进至邦达，也截断了藏军西逃的退路。云南一二六团在四十二师廖运周师长指挥下，一营在扎那俘藏军民兵大队长以下13人，二营俘藏政府左贡宗本（县长）兼民兵总指挥以下395人，缴枪150支，随后进占碧土、盐井。至此，历经19天大小22次战斗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共计歼藏军4个团全部、3个团各一部并硕达洛松（硕般多、边坝、洛隆）民兵共5700余人，其中含藏军、藏政府高、中级官员20多人，俘英国特务福特，缴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其他長短枪3200余支、子弹5.8万发、电台2部、战马2000匹。我军伤亡114人。

昌都城

战役中，部队严格执行民族团结政策和对藏军特别宽大的政策。指战员们一律不住民房，不进寺庙，在野外搭帐篷宿营，不妄取群众一粒粮食、一头牛羊，在自身吃粮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将捡到的藏民遗失糌粑袋交还失主;加上为群众担水、扫院，做好事，宽待藏军俘虏，为伤俘治病，发放路费遣返俘虏等。这些，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藏民安下心来，并由衷钦佩。王其梅率军前指进到昌都后，设宴招待阿沛等众多官员，恳切宣传藏汉一家，说明我军进藏是为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帮助西藏地方发展进步，绝不扰民。王其梅让阿沛等仍住昌都总管府原住房内，自己却搭帐篷住。我们指战员第二次渡粮荒、饿肚子，却安排被俘藏军代本（团长）吃中灶、阿沛吃小灶。阿沛心爱的坐骑白马并金鞍银镫在战场丢失，告知王其梅后，王其梅严令部队查找，终于在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找到，完好地归还阿沛。这一切，使阿沛感动得流下热泪。12月下旬成立昌都解放委员会，阿沛被选为副主任委员和“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委员会”主任。阿沛等40名官员遂联合致信藏政府，请求与中央和平谈判，并即派人速送拉萨。

昌都战役的胜利，震动了全藏。10月下旬，藏政府连续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官员们见中央在军事上那样强大，政治上又那样宽大，在决定达赖率主要官员逃往亚东的同时，派出官员二人去昌都会同阿沛试探与中央接触、洽谈。达赖等得到阿沛来信，又受释放返藏的3000多被俘藏军称颂解放军的影响，终于在1951年春决定派出代表赴北京与中央谈判。

1951年4月下旬，以阿沛为首席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与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团谈判，双方于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样，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得以圆满实现。协议签订的喜讯，当时我们是在昌都地区边坝宗（县）恩朱格地区听到的，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藏区僧俗民众欢迎解放军

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进军训令。十八军各部开始从昌都各地向前藏、后藏进军。我们军侦察科跟一五四团，经过3000多里跋涉，翻越十多个雪山，涉过百余条河流，终于在10月26日，在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下，胜利进抵拉萨，受到爱国藏胞的热烈欢迎。其后，各路部队又先后进驻日喀则、江孜、亚东、察隅、噶大克等要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西藏这一神圣领土解放，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祖国大陆得到完全统一。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