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赤峰

20世纪60年代，是垌鎮知青到农村插队和干部下放农村锻炼、接受再教育的年代，全国上下掀起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我就是在这段洪流中，以“三门干部”（即从家门到学校再到机关门）的名义下放农村锻炼的，回忆起50多年前的往事，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那是1968年12月29日，上午机关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宣布了下放名单和地点，下午上班时常委会主任找我谈话，他说我是“三门干部”，组织决定让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几年，我向他表示，服从决定，接受锻炼和考验。时间非常紧迫，使我跟住在40多里外老家的亲人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来不及了。

第二天上午，市郊的茅家岭公社塔水大队10多个社员，敲锣打鼓就来接我，大队干部用一根扁担挑走了我的全部家当。我戴着一朵大红花，跟随着欢迎队伍，步行20多里路来到居住的何坞村。这个村仅有3户人家，10来个男女老少。住进一间百余年的土坯老瓦房，房间内有一张用土砖块和木门板搁起来的床铺，床上垫了几把硬邦邦的稻草，另配了一张三条腿的老式四方的旧饭桌，还有一盏没玻璃灯罩的煤油灯……

我在农历正月十六来到塔水，和社员们下地干活。队长见我握锄柄除草的姿势，就同社员说：“老邓，不会是种田的外行！”让我心里乐滋滋的，这是队长的激励和希翼。生产队社员一般晚饭后还要坐在一起，先记工分，再谈谈农业生产方面的事情。记得有一天晚上开会时，队长说要给我记工分。我说：“你们劳动要记工分，这是以劳报酬的依据，也是你们的权利，而我是带薪来劳动锻炼的，不存在劳动报酬的问题，所以就可以不记工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