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不仅用于沙场，也是我国古人喜爱的佩饰武器。从周代到唐代约两千年间，一直盛行佩剑之风。腰间悬剑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标志。而史书对剑的着墨，远胜其他兵器，形成了独特的剑文化。

剑，被称为“短兵之祖”。中国剑在商朝大致成形，一直到春秋时期，剑仍是战场的主流兵器之一。

尽管剑的实用价值和显赫的军事地位，只存在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初期，但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力却从未削弱。史书对剑的着墨，远胜其他兵器，而剑与侠文化相结合，又形成了独特的剑文化。

帝王把剑作为自己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剑是神圣的，中国古代帝王大多爱佩剑。《刀剑录》载：“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岁次丁己，采北抵铜，铸两剑，各长三尺二寸”，然后“令李斯做小篆‘定秦两字，分别埋于阿房宫的阁下和观台下”。

在古代，宝剑并不多见，帝王视剑为一统天下、受命于天的神圣象征。所以一旦发现宝剑，自然归属于有权势和地位的君王。《兵略篆闻》云：“时人孙炎隐居谷中，有人以一宝剑奉炎，炎以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者，人臣不可私受。”

“魏齐王曹芳在正始六年铸一剑，常服之，无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后有禅代之事，兆始于此，寻为司马氏所废。”类似的说法其实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未绝迹，剑便与帝王之间，与江山社稷之间产生了特殊关系，并经常扮演着预言王朝兴亡、天下治乱的角色。

宝剑代表了君王的权威、威仪和力量，能在特定的时候作为君王代表或权力的象征。周昭王“铸五剑，各投五岳”，汉武帝“铸八剑”“五岳皆埋之”，都有替代君王镇守四方的用意。

佩剑之风在古代历史上一度盛行

从周代到唐代约两千年间，一直盛行佩剑之风。据考证，早在西周末春秋初，就有佩剑之风。1973年，在长沙城东南弹子库的战国楚墓中发现了稀有的艺术珍品——人物御龙帛画，画中人物神情泰然自若、身材修长、高冠长袍，腰间佩带长剑，威武而高雅。当时的佩剑，其功用主要是防身自卫和便于操练。

刘邦建汉后，“自天子以至百官，无不佩剑”。在当时剑不仅可以防身自卫，而且也是一种礼仪制度，用来展现人的英雄气概。当时的民间剑客游侠又赋予了剑特殊的社会意义。唐代诗人贾岛有诗：“十年磨一剑……谁有不平事。”剑成为了民间伸张正义、见义勇为的精神载体，成为中国人对英雄精神的诠释。

佩剑是有等级之分的，西汉著名政治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剑在左，刀在右;剑在左，青龙象也。”汉后，“惟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赤用蚌、金银，帽为雕饰”。以木剑代替铁剑为佩饰，只是显示沿袭前朝之俗和进行等级区分之用，与防御无关。而佩铁剑的目的十分明确，防身迎敌。

在《隋书·礼仪志》所记载的舆服制度中，按官品的高低作出各种不同的佩剑规定：“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银装剑，佩水苍玉……”

剑被文人视为气质和性格的标志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与剑就有不解之缘，表现在他们爱佩剑的行动中，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

自汉代始，文人佩剑的风气在民间渐起，他们佩带宝剑，以舞剑为兴，显示文武双全、德才兼备。这一现象是当时中华民族尚武崇德社会价值观的体现。

同时，剑也被文人墨客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舞剑吟诗成为文士修养的一种标志。剑胆琴心，诗剑风流，书、剑、琴、箫成了文士高雅情趣的象征。诗剑合璧，铸就了数不胜数的千古风流。

文人论剑，更多的是不平而鸣和忧国忧民。

季子悬剑空垄，故友已逝，悬的不仅是信诺，更是伤感与孤独。夫子仗剑四游，苏秦背剑，游历时的种种际遇只有柄上的三尺须穗能够明了。屈子“抚长剑兮玉珥”“带长铗之陆离兮”，挟剑而歌，以《九歌》《九章》长歌当哭，其高洁、孤独、郁愤、忧国忧民岂是俗士所能理解。“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垧”，阮籍本有济世志，但目睹“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只能在竹林里纵酒昏酣，拔剑起舞。

无论诗剑飘零还是诗剑风流，文人一旦与剑在一起，纵然失意，也可凭剑显出一股不屈于命運的傲气，剑亦能于凛凛寒光中透出一股飘逸儒雅的英气。剑与志趣高洁的文人结合，才显得动人心魄、气息高贵。

（《百科知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