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衡宁

借助监控器和手机的智能科技，隔着几千里的山水，我得以与白发的母亲常常聊天，单方面“相见”。

有天南京大幅降温，一场中雪突然而至。监控器下，80岁的母亲，花白的头发梳得齐整，佝偻着身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给她买的大红色毛外套里露出紫色羽绒服的一角。她毛外裤里套着棉裤，不时捶捶那遇冷就疼的老寒腿。我忍不住用手机打过去，问：“妈，您开空调了吗？”母亲答：“不冷，没开。”

连续几天询问，母亲都是这般作答。看着监控器里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母亲，我知道空调像家里其他电器一样，在母亲这里成了摆设。

我凝视着监控器里的母亲，五味杂陈。从何时起，我们都默认了母亲已经无法自理、会随时发生不测，不得不装上监控器呢？是从弟弟们再也不敢让我接母亲来天津居住，还是母亲再也不敢碰家里的电器时开始？

对一个孤独的老人而言，电视就是伴儿——没有朋友，常年下不去楼，空旷的家里，很多时候就她一个人。而母亲却怎么也学不会用电视遥控器。我和弟弟们一遍遍教，母亲一遍遍忘，到后来，我们临出家门前帮母亲把电视调到中央11台戏曲频道，就成了生活中的固定程序。“有声音就好，有人说话就好。”母亲内心满是因为自己笨给儿女添了麻烦的歉意。

师范毕业的母亲，也曾是眸子清亮、走路轻盈、学什么都很快的漂亮女子：会打一手好算盘，辅导孩子们学习，每天做一家人的饭菜;中年时赶上了好日子，电视、电话、洗衣机、电风扇、高压锅……让母亲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