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凌

我一直觉得，母亲骨子里是个很浪漫很浪漫的人。

记得小时候，母亲切面条时，总会把我喊到案板前，问：“凌娃，想吃哈样子的面条？”我呢，歪着脖子仰着脸蛋，边瞎想边瞎说。母亲就按我说的样子来切：三角形、菱形、正方形、长方形……我说啥样，她就切成哈样的。父亲总责怪母亲，说：“大人没大人样！你就跟着娃贪玩吧，吃一顿饭都吃得乱七八糟。”

父亲不知道的是，就是因为我的参与、我的瞎想瞎说，我才嬉戏般吃完没菜、没油水的杂粮面条，还吃得有滋有味。

用糜子面、玉米面、红薯面蒸馍馍时，母亲更“民主”。只要我们兄妹俩没事，就可以凑到案板边参与。洗干净的各种豆子就放在旁边，馍馍的形状随便捏，还可以在里面放进自己喜欢的豆子。母亲只是强调：“自己捏的馍馍蒸熟后就是自己的了，得吃完，不许耍赖。”

已经说好了，我们也就毫无抱怨地吃着其实并不喜欢吃的各种馍馍。不过就是因为有几粒豆子包在里面，而且是自己包进去的，吃时的感觉就好多了。

想想看，几个箅子上，东倒西歪地躺着不同形状的馍馍，谁家会这么开明？只有浪漫的母亲才会想到用这些方式激发孩子们的兴趣，唤起孩子们的食欲。

母亲的浪漫还不止这些。

在吃个苹果都像过年一样隆重的年月，院子里的苹果树上结了多少苹果，被母亲反反复复数得清清楚楚，我们绝对没有机会偷吃。摘苹果，母親每次都要亲力亲为。母亲会站在梯子上，把高处的苹果小心地摘下来，绝不会不小心碰掉一个苹果。然而，母亲每次都会留一个苹果在树上，说是给鸟雀的。

树上是结了好些苹果，可一条巷子里有二十几户人家，每家送两个，也剩不下几个让我们吃了。但去送苹果，我们自然也不会空手回来。我们用苹果这一种味儿，换来了很多种味儿。

记得那年我要外出求学，母亲把我和父亲送到村口。我们准备走了，母亲又喊住了我，问：“你把啥忘了？”我想了一会儿，没想起什么。母亲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钥匙后面还挂着一个小绒球。母亲说：“把家里大门的钥匙带上，我娃走得再远，都会觉得像在自家屋里一样舒坦。”

父亲嘴角一撇，不屑道：“凌儿都上大学了，还和娃玩儿呀！我俩还得赶路呢。”“想家了就看看钥匙，家门就开了。”我和父亲已经走了老远，母亲还在叮咛。

还别说，想家了，我就掏出钥匙。看着看着，恍惚间就进了家，就来到了家里的角角落落，想家的难受劲儿就被慢慢地稀释了。我一直觉得，临走给我家门钥匙是母亲做过的最最浪漫的事。

说实在的，我成长的快乐得益于母亲的浪漫。

我还记得30多年前去赶集的事。8分钱一碗的香喷喷的踅面，娃娃们围着吃，大人们就乐呵呵地看着，不吃也高兴;我的母亲则是将我拉到书摊前，慷慨地给我2毛钱，并嘱咐道：“好好看。”

母亲信奉“嘴瘾一过就消化了，眼瘾一过就留在心里了”，当别的母亲给自己的孩子带回来吃的东西时，她给我带回来的却多是本子、笔，或者书。30多年前的关中农村，连吃饭都成问题，母亲却给我订了一份适合少年阅读的杂志。

巷子里别的女人不理解我的母亲，说她“不会过日子”，可我知道，是浪漫引领着我的母亲，站在今天，看到的却是明天的风景。

摘自《特别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