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田

李大钊与《晨钟报》编辑部同仁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合影

1915年袁世凯窃国，《国民公报》《新中国报》《天明报》等众多报纸都对袁氏复辟进了批评与反对，袁世凯为了堵住幽幽众口，对新闻舆论严加管理，一时间北京成为全国舆论管控最为严格的地区，北京从近百家报纸一下跌落到只剩20余家。1916年护国运动成功，袁氏倒台，新闻舆论恢复了自由，之前被查禁的报刊也都恢复了出版，报业出现了复苏兴旺之势，《晨钟报》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孕育而生的。

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在北京创刊，此报虽然是由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研究系”机关报，但在李大钊的参与下，《晨钟报》成为了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阵地。

李大钊与《晨钟报》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青年时期，正处于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的危机中，大钊先生感于国势之危迫，投考了北洋法政学校，从此走上了政治革命道路。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第二年又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从而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人。留学期间李大钊是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的主编，并为《甲寅》《新青年》撰稿。1916年汤化龙准备筹办《晨钟报》时，李大钊从日本回到上海，汤化龙力邀有过办刊经验的李大钊出任《晨钟报》主编，李大钊欣然同意到京创刊。李大钊与汤化龙关系密切，他曾一度担任进步党党魁汤化龙的私人秘书，他能去日本留学也受到了汤化龙等人的资助。

《晨钟报》是李大钊第一次亲自主编的日报，他为这份报纸付出了很多心血，“晨钟”这个报名是他亲自起的，寓意为“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除了报名外，他还亲自设计了一幅标有“晨钟之声”字样的古钟图案，放在第2版社论版最上方，每日在古钟的空白处都更换中西方谚语或名人名言。李大钊由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他希望借《晨钟报》大力传播新思想，介绍新知识。所以在设计栏目时也格外的用心，有社论、法言、时评、启事、命令新闻、电稿、新思潮、新智海、社会之声、政见商榷、大鸣小鸣、投稿、专件、文苑、知白室说乘、冠盖往来等众多栏目。其中新思潮和新智海就是专门用来宣传民主、科学、自由、进步理念，介绍科学知识、新事物、新思潮的栏目。

创刊后的《晨钟报》洋溢着青春的热情，李大钊在《晨钟报》的发刊词《<晨钟>之使命》中写道：

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

《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

大钊先生用振聋发聩的声音对青年人大声疾呼，“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未来之中华，青年所有之中华”，他号召青年人勇敢地同旧社会决裂，担负起创造“青春中华”的历史使命，冲破旧势力的束缚，站在民主自由的最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

李大钊在主持《晨钟报》期间，经常发表抨击封建专制独裁，军阀、官僚政客们的文章，他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呼吁民族自强，并对青年寄予救国的厚望，但这一切都引起了进步党人的不满。1916年9月5李大钊在《晨钟报》刊登了《李守常启事》，声明脱离该报。在他主编《晨钟报》的22天里，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介绍哲人尼采》《权》《政谭演说之必要》《达科儿之“爱”观》《培根之偶像说》《奋斗之青年》《新现象》《别泪》《祝九月五日》等13篇文章，其中有社论、评论、杂文和小说。

“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的《晨报副镌》

1918年9月，北京有八家报纸，因披露了段祺瑞政府向日本人借款的消息而遭到了封查，其中就包括《晨钟报》。同年12月，《晨钟报》改组为《晨报》继续出版。改组后的《晨报》每份是两张，共八版，其中第七版专载小说、诗歌、小品等旧文学作品，其内容格调不高。1919年2月7日，《晨报》将第七版改为副刊，由李大钊担任主编。改版后的《晨报》副刊增添了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使其内容由先前的休闲文学转变为宣传新文化运动。《晨报》副刊是继《新青年》之外又一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阵地，它第一次向国人宣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并在《晨报》副刊上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其后在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时，创办了“马克思研究专栏”。1922年11月7日，在俄国十月革命5周年时，又出版“俄國革命纪念专号”。

1920年10月至1925年4月，孙伏园在李大钊之后出任《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是著名的副刊编辑，他在新闻学上享有民国“副刊大王”之称。孙伏园在担任副刊主编之后，对副刊进行了改版。一、晨报副刊不再随《晨报》出版，而改为4开4版的单张独立发行，每日一张，每月可合订一册;二、是在办刊方针上，坚持以“启蒙 ”为主基调的同时，又增加了“文艺”，达到理性与感性两全其美的状态 ;三、是将《晨报》副刊改名为《晨报副镌》。

改版后的《晨报副镌》设有：讲演录、论坛、诗·歌谣、译论·译述、专著、科学谈、杂感、小说、文艺谈、戏剧研究·剧谈·剧评、特载等栏目。新版《晨报副镌》既保持了大钊先生主持副刊时的思想性、知识性、理论性，又添加了文艺性与趣味性，如《科学谈》这个栏目，它介绍的内容不仅广泛而且非常有趣，从火山和山脉的生成到心理学知识，从宇宙研究到细菌的发现，以及土地、空气 水和服装等等都有涉及。不仅如此，《晨报副镌》还为读者介绍了众多近代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托尔斯泰﹑欧文﹑莫泊桑﹑毕恩生﹑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芥川龙之介﹑陀思妥耶夫斯基﹑志贺直哉﹑菊池宽﹑史蒂文生﹑显克维奇﹑都德﹑果戈理﹑法朗士等的小说﹐史特林堡﹑托尔斯泰﹑易卜生﹑莎士比亚﹑果戈理﹑罗曼?罗兰等的剧本﹐莎士比亚﹑歌德﹑泰戈尔﹑波特莱尔﹑雪莱﹑惠特曼﹑王尔德等。与此同时，《晨报副镌》也没有忘记小读者的需要，专门设置了“儿童世界”栏目，介绍安徒生、格林童话以及国内作者像赵景深、周作人等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

 孙伏园和鲁迅等人的合影（前排左起周作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晨报副镌》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巨大，该刊成为推动新文学运动发展的重要园地，“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和学者，如鲁迅、冰心、梁实秋、叶圣陶、瞿秋白、朱自清、胡适、周作人、许地山、谢冰心、徐志摩、王统照、郑振铎、林语堂、郁达夫、汪静之、冯雪峰、萧友梅、陈大悲、庐隐、傅东华、曹靖华、赵景深、余上沅、熊佛西、焦菊隐、徐玉诺、康白情等，都在该刊上发表过作品。尤其是鲁迅先生对《晨报副镌》的帮助非常大，在他的支持与指导下，《晨报副镌》成为以刊登宣传新文学为主的刊物，此刊物对新文学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鲁迅先生对青年人创报也是鼎力支持的，《晨报副镌》报眉上的“晨报副刊”字样就是他亲自拟就的。除此以外，鲁迅先生还用实际行动支持这个新刊物，他的文章除了刊登在《新青年》上，其余大都寄给了《晨报副镌》。从1921年12月至1924年10月，鲁迅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文章多达120余篇，其中1921年12月4日，他创作的小說《阿Q正传》以每周连载的形式刊登于《晨报副镌》，小说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晨报副镌》还是培养年轻作家的基地，著名的女作家冰心就是由副刊发现的，1919年8月25日，她在《晨报》副刊发表首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后又投寄了她的小说《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超人》等，开启了“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之先河，遂成为了文坛上的新星。后来她在《晨报副镌》发表的小诗《繁星》《春水》及散文《寄小读者》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使她扬名文坛。梁实秋的第一篇诗文《荷水池畔》、石评梅的第一个剧本《这是谁的罪》、冯至的第一篇杂感《一条紊乱的思想》等都发表于《晨报副镌》。

《晨报副镌》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学术理论性文章，还有社会科学文章、自然科学文章及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等，这个刊物以清新的文风、新颖的内容等诸多优点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最早进行革新的副刊，也是最有影响的副刊之一。它与北京《京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并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四大副刊。

1927年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晨报》屈服于奉系军阀的权势，逐渐失去其原有的进步作用。1928年6月奉系退出北京后，《晨报》宣告停刊。同年8月《晨报》改组，改名为《新晨报》。1930年，又改名《北平晨报》。1937年再次改名为《晨报》，抗日战争期间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