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珊

一

1982年10月1日上午11点，父亲在老家茅湖岭大队简陋的大队办公室里，右手握拳，面对鲜艳的党旗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他便对家人宣布：“以后国庆节就是我的生日。”

他花甲那年，家里为他准备了简单而热闹的庆祝仪式。宴罢，我举着万年历，毫不留情地“揭露”他：“1944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三，您出生的那一天，公历是10月9日；1982年，您入党的那一年，农历八月二十三，公历也是10月9日。怎么看，跟国庆节都差了8天。”他激烈地辩解：“生日生日，不就是讲究个意义嘛！”谁能奈他何呢？爷爷奶奶早已辞世，关于他的生辰，他当然具有无可争议的话语权。何况，他所说的意义更是不言自明。如果我稍有质疑，他便斥责说：“你看你，书都白念了。”在他的意识里，世上的一切都自有意义如高山，它们一直就等在那里，而我必须要通过念书才能抵达。

2018年夏，连续两个周末，我回到家里，看见他几乎都是同一个样子：端端正正坐在松木椅上看书，戴着一副用胶布绑着的瘸腿老花镜。我简直出离愤怒了：“给您配的眼镜呢？是打算將来留给我用吗？”半晌，他回复我：“艰苦朴素和勤俭节约既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传家宝。你看你，哪里像个党员？倒像个刺猬。”

在动不动就要义正词严地以身份定义言行举止的父亲面前，我只能偃旗息鼓。而他，就像一个战无不胜的士兵，机敏而警惕；又像一个威仪不类的将军，自尊又自得。

二

1982年，9岁的我日渐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