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治文，肖智文

(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兰州 730070)

引 言

2020年5月中共中央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想并表明畅通内循环是关键；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深切关注。国内多数学者认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打通需求侧改革中的消费和投资堵点，形成需求和供给相互联动的更高水平的平衡。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使得较大一部分资金流向虚拟经济，导致了区域性房地产泡沫问题，国内宏观杠杆高企，物价涨幅较大，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及美联储加息缩表使得国外经济环境相对恶化。2019年底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剧了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使国内需求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债务升高—核心CPI通缩压力—食品涨价较快—部分资产价格存在泡沫化迹象”的复杂格局。因此，探讨在需求侧改革下我国现行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时变效应及搭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评述

国内宏观杠杆高企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消费和投资的空间，陈彦斌(2020)认为提升居民消费和有效投资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1]。“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发挥内需潜力来更好地整合运用国内国际资源。金碚(2021)认为新形势下的需求侧改革国家宏观调控的不应该是“量”而应该是消费和投资的“质”[2]，这里“质”的改善就是指居民消费的提高和有效投资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