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

摘 要：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进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舆论造势、思想启迪、理论铺垫、阶级基础、准备干部、道路选择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创造了条件。历史的演进证明，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历史性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2-038-06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创新五四运动和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西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相关学者大都敏锐地注意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之间的关系。比如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就认为，五四运动中的政治团体和研究组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基础。国内学界对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认识大多是基于毛泽东“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论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诠释学意义上的细化研究。比如邵维正认为，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知识分子从知识界走向了社会，走到了人民群众当中，把知识分子的小我与人民群众的大我结合起来，推动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拉开了序幕。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多方面条件成熟的结果，五四运动则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基于国内外研究和历史本身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五四运动是有必然联系的。就中国共产党创建全过程而言，历史的完整叙事从五四运动说起才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历史标志事件而言，五四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在舆论造势、思想启迪、理论铺垫、阶级基础、准备干部、道路选择等方面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舆论造势：用笔杆子打造红色阵地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一手创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面世。创刊号上，陈独秀亟欲用笔敲醒沉睡的国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他以前所未有的战斗姿态，向封建的专制愚昧和纲常伦理发起了进攻，而进攻的武器则是科学和人权，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1916年元旦刚过，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上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指出“从前种种事，至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2]，与传统割裂，高高举起了《青年杂志》反儒家思想和旧制传统的新学大旗。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等为另一方的尊儒守礼者，也不甘示弱，双方唇枪舌剑，《新青年》杂志影响渐次扩大。

1916年9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文章大力宣传白话文，提倡新学、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并对文学改良提出了八点建议，发起文学革命。而后，陈独秀亲自撰写《文学革命论》一文，为胡适张目，直指反对新学者。1917年5月，刘半农以一篇《我之文学改良观》，正式加入新文化运动的大合唱中。《新青年》迁往北大后，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沈尹默等纷纷为杂志撰稿，一时精英荟萃，大大充实了《新青年》的作者队伍，也大大增强了反旧制、倡新学的社会力量。文学革命成为《新青年》同人的共同使命，《新青年》也从地方性刊物一躍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同人刊物，以崭新的面貌引领着五四时期的思想舆论。

1918年，李大钊在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成果介绍到中国，紧接着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率先介绍马克思主义。随着日本留学归国的陈望道、李汉俊，日本回国的李达，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沈雁冰等人的加入，《新青年》逐渐成为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杂志。1919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维经斯基肩负着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任务，与陈独秀接触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5月，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者同盟”主要领导的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组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新青年》也从一本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宣传文学革命的新潮杂志脱胎换骨，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此后，《新青年》开始自觉地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聚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用笔杆子打造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红色阵地。

二、思想启迪：在反旧制中启发人民觉醒

作为提倡新学的《新青年》同人编辑，反孔反儒反旧制、提倡白话文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是改造社会的手段。在当时，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已经被打倒，然而封建地主的变形体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却重新粉墨登场，封建礼教依然牢牢地束缚着国人的思想。要想把人民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必然要从根上寻找原因。《新青年》同人编辑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礼教、孔孟之道、之乎者也才是束缚着国人思想的罪魁祸首。地主军阀愈是尊孔崇儒，愈是有利于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国人愈是无法挣脱这张无处不在的隐形枷锁，思想和肉体上都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把自由之风带入北大，把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专制枷锁撕开了一个口子。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也相继加入北大，为北大带来了新的气息。形形色色的学生团体和形式多样的思想信仰，无一例外地在学生心中种下了对自由的渴望。在文学革命和宣传西方的影响下，一大批学生率先觉醒。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学生率先做出反应。“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多种多样的思想汇聚成朴素的爱国热情，学生们迅速团结起来，动员起更加庞大的力量，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抵制日货、支援学生爱国运动中，社会各阶层自发地联合起来，工人阶级也自觉地走上历史前台。

行动起来了的各阶层，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还在思考着一个答案还不明晰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靠不住，什么主义才适合中国呢？最早在文章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怀疑而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是李大钊，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原则”，一度令国人相信世界是有正义的，而美国则是正义的代表。美国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支持中国。但事实上，巴黎和会期间，在利益面前，美国也变得哑口无言，最后甚至转变立场，转而支持日本。“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伤害，甚至比日本还要深。”[3]170美国驻华公使担心说：“这种（对美国）普遍失望的情绪可能会激变为一种反美情绪。”[4]很快，他的担心就被证实了。1919年以后，整个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好感一落千丈。有人甚至说“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在1920年代风靡中国，实在是拜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背信弃义所赐。”[3]170

之后不久，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提出不再要求以前的赔偿，放弃侵略取得的土地，废除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的特权。“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看到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地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而苏维埃俄国却主动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在华特权，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5]37中国各界人士无不欢欣雀跃，亲俄成为一股新潮流，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经过学习，有更多的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人民也逐渐意识到，虽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但还有一条道路中国还没有走过——学习十月革命，转向苏俄也未尝不可，开眼看西方转向开眼学苏俄。人民自由接受新的思想的洗礼，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思想已然觉醒。

三、理论铺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扩大阵地

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宣扬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创办起来，只在五四运动后的这一年，就有400多种宣传新思想的刊物诞生，为中国社会造就了一种新的历史土壤，这种土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供给了丰富的营养。事实上，早在1906年的《民报》上，就有人零星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他们的相关学说，但是这种介绍并不是全面客观的，最终也并未散播开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的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后。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人能不能接受它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不能生根呢？这都取决于当时的中国国情。

一方面，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十月革命胜利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学说，故而，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介绍和传播。李大钊首先把十月革命胜利的成果介绍到中国。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社会的革命”，[5]29对十月革命的本质进行了比较深刻地阐释。11月，又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成果介绍到中国，并发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呼喊。1919年5月，《新青年》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在上面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作了阐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上起了积极作用。

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通过李大钊等人的介绍和宣传，广大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产生了新的认识。此后，陈独秀发表《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社会主义批评》，蔡元培发表《社会主义史序》，周佛海发表《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底两条路——进化与革命》，李达发表《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列宁底妇人解放论》，山川均发表《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施存统发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等等，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思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

另一方面，一大批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五四运动之前，《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率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并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相关章节的内容。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刊物纷纷加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1919年6月，沈玄庐等人在上海创办的《星期评论》，以研究劳工问题而著名，同时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等人物。从创刊到停刊，几乎每期都有关于劳工问题的重要文章。不仅如此，《星期评论》还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命题。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通过活泼和通俗性的语言，向普通百姓介绍科学社会主义。此外，各个地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自发地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如山东创办的《励新》《济南劳动周刊》《新山东》等，广西创办的《桂光》《群言》《友声》等，上海创办的《觉悟》《劳动界》《共产党》等。借助进步书刊和报纸，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描绘的社会主义引起人们的无限向往。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各种学说竞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吸引众多的进步青年主要还是基于它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次又一次地以自己的真理性战胜了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自己的阵地。”[5]47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需要，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随着工人阶级觉悟的日益提高，工人在运动中所展现出的组织性和原则性引起更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深入工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有了更加坚实的社会土壤和阶级基础，社会主义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在了中国大地的土壤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创造性结合，中国革命即将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四、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主动登上政治舞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快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更加壮大，工人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也更加高涨。直到五四运动前，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主要还是以經济斗争为主，以获得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罢工和斗争也是自发的、小范围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五四运动爆发后，工人阶级有了新的觉醒，真正走上政治前台。

而实际上，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不够充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十分弱小，相较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来说，工人阶级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由于产业工人掌握的知识较少，连孙中山也一度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没有“知”的指导下的“行”，是危险的。梁启超、张东荪甚至指出，中国经济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劳动阶级身上，“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5]42。实则是认为中国产业工人无法领导中国革命，中国也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不需要革命。

然而，五四时期，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多米诺骨牌，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迅速扩散。上海工人也行动了起来，发起了罢工运动。当时，上海内外棉第三、四、五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等四十多家工厂、公司加入了大罢工，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等地也都有工人罢工。这次罢工不再是简单的经济斗争，而是联合的、坚定的政治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后，推动了运动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工人罢工趋于扩大的形势，使反动统治者惶惶不安。时任淞沪护军使的卢永祥，在6月8日给北京政府的急电中就指出：“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5]34。6月10日，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时也指出：“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5]42工人阶级是近代大机器工业的产物，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最先进的阶级，不仅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会影响着政治上层建筑。工人阶级一旦觉醒并有组织地联合起来，其力量将是空前强大的，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打击也将最为有力。

虽然，此时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还是自发的，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以它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使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蕴含的巨大能量。当时，戴季陶告诉孙中山先生，“就这次的现象看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6]五四运动之后，工人阶级一改往日为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方式，转向了政治斗争，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时代已然来临。此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加快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创建进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7]403

五、干部准备：知识分子各有归宿

1919年1月，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派代表参加。日本要求无条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遭到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对，与会各国在利益面前，无公义、无公理，充分暴露出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本质。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中国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对中国收回山东权益抱有希望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先领会到“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的痛楚。那些站在潮流尖端的新文化先驱们，这时也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继续研究伦理革命、文学革命，还是投向这个“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革命、民族革命？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先进知识分子也有了新的觉悟：国家命运岌岌可危，仅凭改造思想和文化的文学革命，无法给腐败黑暗的社会带来致命一击。他们纷纷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渐次扩大，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反思，他们怀疑以致否定资本主义道路，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自然的趋势”，而社会主义革命是“自欺欺人的梦话”[5]43。

五四运动以后，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同人编辑们逐渐发生了分化。表面上是陈独秀决心离开北大是由于办刊思想产生分歧，实质上则是对中国该往何处去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意见。《新青年》同人编辑们走到了分道扬镳的历史关头。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到《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力度越来越大，内心很不情愿，很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5]40-41。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3]241，率先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宣扬改良主义，直指《新青年》同人编辑阵营。在这种情况下，蓝公武、李大钊等人先后发表反驳胡适的文章，他们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是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之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又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论争，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最后，学理之争上升为革命与反动意识形态之争的高度。

真理往往越辩越明。论争过后，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思想的归宿，左翼骨干纷纷开始了思想的转变。《新青年》的同仁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坚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胡适等人则驶往相反的方向。接受《新青年》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读者，在思想上也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仰一旦确立，行动也就更加自觉有力。毛泽东曾回忆说：“到了一九二○年夏天，自己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上的行动上，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8]39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上，他更是一針见血地指出：“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9]294，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地树立了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目标。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问题一点都不比革命之前少，接下来路该怎样走？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学习西方的器物、思想甚至制度，只要能够改变中国命运。这是当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有觉悟的中国人的共同认识。然而，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再次无情地打破了中国人对西方的幻想，“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10]1477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要开眼看世界，但是眼睛看的却始终是一个方向，这是当时人们思想上的局限。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从这个意义上看，五四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在五四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民族觉醒也达到一个空前的深度。这种觉醒不只是各个阶层爱国热情的迸发，还有更深层次的觉醒，那就是对中国该往何处去的深思。从这种意义上看，五四运动还是一次关于道路选择运动的预演。借助《新青年》杂志，先进知识分子打造出一方拥护社会主义的红色阵地，不断启迪着人们的思想。五四运动时期，进步报刊雨后春笋般创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人们自由地接受新思想的洗礼，自由地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不断发展，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大量涌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创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五四运动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7]402。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不说明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7]4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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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独秀.一九一六[J].青年杂志：第1卷，1916（01）.

[3]  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

[4]  [美]保罗·S.瑞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孙中山全集（五）[M].北京：中華书局，1985.

[7]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吴黎平.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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