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清

很久以前的某个清晨，我站在窗前，远远地望见母亲曾经执教的学校，眼前浮现她微胖的身材、总是舒缓的步伐，出现在她朝夕出入的校门前。每当这时，她稍带沙哑的声音也似乎在我的耳畔响起。我双唇蠕动，似有若无地吐出：“你好，董老师。”我很想这样喊她一次，胜过那个我从前日日都在呼喊的称呼——妈妈。

站在生命的彼岸，回过头，看见记忆中的母亲，我常常泪水涟涟。当我孤单地坐在她教室的门槛上，仰望她的时候，我妒忌过她手里的粉笔、教鞭、书本，甚至她脚下的讲台。很多时候，操场上、花坛里，草绿了，花开了，连墙边那棵柳树的叶儿也由黄变绿，而我只能坐在教室的门槛上，看见学生们要么听她绘声绘色地讲课，要么围着她，叫她“董老师”，他们那么热烈，像一丛花儿盛开。那时，我很想推开所有人，抱住妈妈大声宣布：“这是我的妈妈。”可我从未这样做过，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成功，相对于“妈妈”，或许“老师”这个称呼对于她更具有价值。有一次，她正在休假，有人打电话来，说她的一个学生在课间活动时摔伤了腿，她放下电话，飞奔去学校，背着学生跑了五千米的山路，把那个学生送到医院。她回到家的时候，已是半夜，左膝盖在山路上磕得血肉模糊，全然忘记了灶台上炒了一半的菜。年仅十岁的姐姐带着八岁的我收拾残局，吃了一顿半生不熟且没放盐的菜。

小时候，我从未奢望学习有人陪，下雨有人接，下雪有人送。因为父亲在外地上班，而母亲的主角是她永不断续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