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颖

我印象最深的牙祭，是在1977年春天里打的。那时供应依然很紧张，由于邻居赵大娘娶儿媳妇，借走了我家的肉票，我们全家整整一月没见半点肉星了，大人还能忍住，我和弟弟却像两头小狼一般，忍着快生锈的肚子的折磨。

那段时光，我们是靠回忆两个月前那顿回锅肉支撑着过的。外婆从我们看别人吃肉时的眼神里读到了我家的困难，就把自己攒下的一斤肉票交给爸爸，恰巧爸爸兜里还有钱，于是紧赶慢赶地跑去肉店。这时的肉店，已被许多昨夜来排队的人围着，猪肉还没送来，人们像鹅一样伸长颈子观望着，等待着。

一位熟人给爸让了一个位子，这时，有人大叫：“肉来了！”犹如拳击台上的钟声，人们松散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整齐的队列一下子变成躁乱的蚁阵。人们拥挤着，吵闹着，购买货物的人们像一群正在等待施舍的饥民。卖肉的胖子打着赤膊穿条血油腻腻的皮围腰，手中拿把刀，像吆喝猪一样粗鲁而无礼地吼：“站好站好，不然不卖！”

队列稍稍静了些。胖子见自己的命令生效，快乐地开始割肉。这时，队列又开始骚乱，有人隔着很远就开始给胖子递烟，或谄笑着喊胖子的乳名，甚至有人从队列外用晾衣服的叉子叉进票和钱，又叉走肉。买到肉的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没有买到肉的人，则像老鸹盯死狗一样盯着剩下的肉算计着自己的位置。父亲计算剩下的位子，在他之前的十个人早已属绝望之列了，却死死等着，巴望着能有人中途退场或再有肉拉来之类的奇迹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