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安

长篇小说《地泉》发表后，给作家阳翰笙带来一些名气。后来，他准备将《地泉》再版。一天，他去找茅盾，恳请他为《地泉》再版本写一篇序。茅盾当时对于1928年至1930年间盛行的革命文学中存在的“描写人物运用的是脸谱主义手法，结构故事借助于‘方程式，而且在语言上也用标语口号的言词去表达感情”是持批判态度的。他直言不讳地对阳翰笙说：“你的《地泉》是用革命文学的公式写成的，要我写序嘛，我得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笙笑了笑，仍然固执地要茅盾作序。茅盾盛情难却，写了“《地泉》读后感”。在这篇文章中，他真没讲情面，《序》中写道：“《地泉》……因此，从整个作品来讲，《地泉》是很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茅盾把文章给阳翰笙后，心想这下阳翰笙一定受不了，他觉得自己的批评确实是尖刻了些。不久，新版的《地泉》出版。出乎茅盾意料的是，他所作的序竟一字不变地印在里面。茅盾不由得赞叹道：“想不到阳翰笙接受别人的意见有如此雅量，实在难能可贵，令人钦佩。”

杨绛48岁时，从零基础自学西班牙语，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西语大师董燕生教授同样翻译了《堂吉诃德》。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董燕生说：“我认为说杨绛译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完全是个误解……她太自信了，该查字典的地方没有去查字典……而且，杨绛译本比我的翻译少了11万字……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董教授此言一出，有不少学者为杨绛鸣不平，指出这种专挑名家名译的“错”是“译坛歪风”，“作为一个译者，董燕生怎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