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明

日晷是古人发明的一种天文计时仪器。在钟表普及使用之前，日晷曾是古人生活中使用的主要计时工具之一。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来到这个世界上，便置身两种生活维度——空间与时间。在人类的进化发展历程中，在日晷问世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如果说空间的维度是立体、清晰、完全可感触的，无所不在的时间维度却是混沌、无形、难以捉摸的。这种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使人类的时间观与大多数动物相差无几，阻碍了人类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化动物向更高级发展阶段进化的进程。

日晷，如同漫漫长路上的驿站和里程碑，使人类在不知始终的旅途中不再感到迷茫，从此对时间这个不可思议的抽象概念有了具象的认识。换句话说，人们借助日晷清楚地“看”到了（细分的）时间以及时间的流动。进一步说，人们“抓”住了时间，就好像从此可以抓住自己的命运，从命运主宰的对象变成了命运的主宰。

在宇宙观上，在对生存空间的认识方面，日晷推动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地心说”向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的进步。在中国古代，“盖天说”向“浑天说”的转变，日晷也与有功焉。

在时间观上，时间的概念被重新定义，时间的单位被更加精细地划分。例如，中国古代的“年”字，本意是作物成熟的周期，但日晷出现后，年的概念变成由太阳相对地球的活动周期（即太阳回归年）来确定了。

关于时间单位，日晷之前已有年、月、日、时等概念，但这些概念都来自天象，日晷出现后，才有了人造的、更加细分的、源自日晷刻度线的“刻”的概念。

在主观意识方面，日晷帮助人们完成了思维方式上的质的飞跃，把原本复杂、不可言状的内省心理活动借助新的时间坐标条分缕析。

在日常生活方面，许许多多的客观现象、事物被纳入到更为细化的时间维度中去重新认识，各种生产生活实践活动，包括古代频繁进行的军事活动，得以按照比较精确的“时间表”更加周密地计划、安排，更加有序地进行。

在精神世界层面，日晷成为人们社会交往中“守时诚信”的依据，帮助人们逐渐培养并建立起“至信如时”的道德观念。

在科学进步方面，日晷本身即属于天文学仪器，又反过来促进了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其中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历法的形成和完善，因为最初的日晷首先就是用来测定年度和季节、节气的。

正是由于有了日晷，中国人早早便制定和使用了“二十四节气法”这一十分契合自然规律的补充历法，并且被全世界沿用至今。“二十四节气法”对于以农事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古代中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016年，中国的“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总之，日晷的制作和使用，使人们对“日地关系”这一天文学的基础认识不断趋向正确。

古人在日晷的制作过程中，即使事先不懂得所需的所有数学知识，也会通过实测，验证、获得和掌握一些数学（包括几何学）定理和方法，如勾股定理、圆周率、等分圆周、三角函数等，对古代算学的进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任何一个日晷都需要设置在一定的方向上，人们借助日晷较早掌握了准确的定向技术。而且，日晷测定方向远比受到磁偏角影响的指南针精准、方便。可以说，指南针发明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航海上，而日晷的作用却体现在各个方面。

虽然日晷不能当作“全天候”的计时器使用，但是它的测时功能要优于古代其他计时方法，如刻漏、水钟（它们长于计量时长，昼夜可用）。二者互验互校，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对古代计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有了日晷以后，人类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改变，生活节奏加快，社会进步加快，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所以，对于日晷，我们有必要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关于其起源、原理、分类、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澄清几个关于日晷的误区。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日晷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对日晷缺少系统的研究，对可见的零星史料亦存在严重的误读、误解、误判，加之中国考古发现中罕有早期日晷实物，造成大多数国人对日晷的认识形成了多种误区。

误区之一——起源之误

根据考古资料，在国内学界通行并见于一般教科书的观点是，早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即夏代中国就有了“立竿测影”的工具——圭表，日晷则是其后的事。表是指直立在地面上的杆状物，测量这个杆状物投影长度的量尺称作圭。圭表是用来根据日影的长度测定方向的，还可以根据日影的长度计算年份、季节、节气，但不能计量时刻。后来，表就直接衍化成了日晷的针，因此日晷的晷针亦被称作“表”。

还有不少学者根据对零星史料的研究认为：表和圭表是先后出现的，最初只有表没有圭，表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表仅是用来根据日影测定方向的；从表到圭表，不知道历经了多少年（因为史料阙如），但从上古到“三代”之初的夏，至少也要几百年；从圭表到日晷，谁也说不清，从“有据可考”的角度说，至少也历经了一两千年的漫长岁月。

无论是天文学界、数学界，还是考古学界，学者一致的论断是，日晷虽是在圭表基础上产生的，但二者不是一回事。然而，这种“表圭分家”及“圭晷分家”之说成为制造中国日晷起源年代误区的直接诱因。

误区之二——年代之误

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公认早期日晷实物，只有一件内蒙古托克托城出土的汉代日晷。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隋代以前的古籍中，关于日晷的记载——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几乎是空白的。只有《汉书·律历志》提到一句：“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刻漏。”《汉书·艺文志》中列有《太岁谋日晷》29卷和《日晷书》34卷，但都是仅存书目，无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中国的日晷发端于何时成了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凭着托克托日晷，我们可以说至少起源于汉代，但是更早呢？这个困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上述的“表圭分家”及“圭晷分家”之说造成的。其实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日晷发端于圭表，或者圭表就是最早的日晷。这在很多阐述中国历史的国外书籍中已经是这样表述的了，而我们自己却深陷“圭”中，不肯出阁。

误区之三——称谓之误

“日晷”作为日晷的专用名称是近代（清末）才确定的，清末以前的古籍中，凡有“日晷”一词者，多系日影之谓。例如明代马中锡《中山狼传》有“相持既久，日晷渐移”，释文把“日晷”称为“古代的测时仪器”，很明显就是不合逻辑、词不达意。

事实上，清末以前，古籍中准确称呼日晷这个器物的名词都是“日晷仪”“晷仪”“日圭”或“日规”等，偶有以“晷”代称“晷仪”的，但很少有以“日晷”冠称日晷的。因为“晷”仅指日影，“日晷”就是太阳的影子，没有器物之义，“仪”“圭”或“规”才是测量的工具。

以笔者之见，日晷恰当的、准确的名称应以“日圭”为佳，因为它不仅（从字形上）形象地体现出中国日晷的起源、沿革，从词源词义上也能更准确地概括日晷的本质，即以太阳来测定时间的工具或装置。不过，本文仍沿用“日晷”这一目前约定俗成的叫法，以避免给读者带来混乱。

误区之四——独创之误

许多人都认为，日晷是中国人的独创发明。确切地说，赤道式日晷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独创发明。然而，日晷与赤道式日晷之间不能划等号，赤道式日晷只是日晷的众多类型之一。

从目前国外已有的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还没见到有关古代赤道式日晷的记载或报道。赤道式日晷是中国人最早的发明，这是有据可查的。南宋文人曾敏行（1118——1175年）在《独醒杂志》中介绍了他的叔伯曾南仲发明赤道式盘形日晷的详细过程。这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关于赤道式日晷的文献记录。

誤区之五——分类、辨识之误

提到日晷，许多人都会想到那是一个两面有字有针有刻度的圆盘。其实，这只是日晷中的一种——赤道式盘形日晷。除了赤道式盘形日晷外，日晷的类型、式样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特别是近现代日晷。一些特殊类型的日晷，其外观模样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见到这种日晷，不要说普通民众，恐怕连专家学者也未必认得。关于日晷的分类和命名也是五花八门，没有标准。本文将对各种类型和式样的日晷做一梳理和介绍，相信一定会使读者朋友们眼界大开、脑洞大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