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北鸢》民国文化想象的建构过程中，葛亮把儒家文化血脉、道德善行精神的恒守价值内蕴期间，让各色人物的人生传奇与因果轮转的多重隐喻互为关照。小说在俗世器物与个人生命的暗线连缀里，在命运飘摇跌宕的情节巧合中，点染“宿命”之色，再现“民国风华”。本文以葛亮笔下的人物命运、意象隐喻、情节设计等方面为考察切入，结合文本细读，对《北鸢》之中的“宿命”书写展开分析探究。

关键词：葛亮 《北鸢》 宿命 隐喻 传奇

70后作家葛亮凭借深厚的家学渊源，敏锐独特的文化感知力，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北鸢》作为“南北书”之“北篇”，历时七年精雕细琢，是作家继《朱雀》后，又一力作。为触摸和呈现民国历史的质感，葛亮起笔前进行了大量史料收集考据。从日常用物的勾勒摹状，到吃食的选取描述，不难得见作家为再现民国文化韵味，缔造历史“真实性”所做的努力。

然而，“困囿于”现代语境，“历史返场”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难题。历史主体“骨架”之外的“文化丰腴”全然依赖创作者的笔力勾画，葛亮无疑深谙此道。为此，他并未沉醉于历史钩沉，而是另辟蹊径，以史为骨，以文化为血肉，以想象为肌理，以期再造现代企盼的“民国历史”。

民国世事的波澜璀璨，文化想象的熠熠丰采，礼义道德的追忆思守，在葛亮的工笔下流淌奔涌，清雅韵致。作家选取卢、冯兩大家族作为主要着笔对象，将命运轮转、人世跌宕的百景图，加以填充，丰满了其所塑造的人世传奇。以奇异的人物命运、暗藏的意象隐喻、饶有深意的情节设计，沁入“民国想象”建构的“砖石”之中，为其“重建”开掘“宿命”潜流。

一、飘摇乱世之“人命”

故事人物的浮沉走向，演绎出“宿命”的一线痕迹。葛亮以际遇不一、个性丰富的人物群体，构成了关于民国历史传奇叙述的内在张力，同时“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①发人深思。纵观小说《北鸢》，以主角卢文笙最具代表，俊逸脱尘，持守礼义，作家对其可谓“爱如珍宝”。“他方才这一声哭，算是诸事化吉。”②文笙在卢家初一露面，便被“神化”，船货“失而复得”。葛亮故意将人物与货物复归关联，同卢家兴衰划上命运等号，一荣俱荣，以求玄妙“宿命”确立其正当地位。文本虽未过多描写卢家众人对卢文笙“意外而至”的反应，但传统家族集体关于宗法血脉的延续戍守，自是不言而喻，从小荷被迫辞工的遭遇即可见一斑。然而，作家为何选择轻描淡写？人为“偏爱”的背后，其实暗含深意。小荷的“牺牲”并非没有缘由，而是带有鲜明目的性，实则是作家为维护“传统精神脉络在当今的延续和发展”③的结果。主角卢文笙正是葛亮为此树立的“象征代表”。

卢文笙婴孩时期，以微笑回应善意。“毫无厚此薄彼，真是无偏无倚”，④表露出与年纪不符的“老到”。抓周亦老神在在，“眼里含笑”，“好像是个旁观的人”，⑤颇有遗世独立之嫌。此类怪异的“成熟”“超然”，却在葛亮笔下自然顺畅，毫无凝滞。人物特殊性的凸显，并非是作家强行解围或夸大拼凑，其真正目的在于进行提前预设。旁见侧出，人物形象的无形拔高却非葛亮“神化”塑造的期待;反之，作家是以“有乾坤定夺之量”⑤为卢文笙的命运归宿埋下伏笔。

葛亮种种铺陈，到卢文笙参军时逐渐明晰，“宿命”安排即将揭晓。参军问题上，对国尽忠、为子尽孝被置于矛盾双方。作家没有囿于“忠孝难两全”的传统套路，反而是跳出窠臼，将参军作为卢文笙人生之“常”中的波折之“变”。郁掌柜来到部队劝返，韩主任面对郁掌柜的“苦肉计”束手无策。卢文笙被郁掌柜灌醉带回家后，亦未有反抗。参军变为“兴之所至”的选择，结果“雷声大雨点小”。看似“此类情节多少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⑥殊不知，此收场实乃葛亮顺水推舟之举。情节突转之间，虽引发了些许逻辑缺位，但亦反映出回归的强烈倾向。葛亮无意让卢文笙在军队“停留”，而是另有他用。参军之前，便以孟可滢之口道出卢文笙之命，“你这一生，总是被人安排好了的。”⑦对于学习经商，继承祖业的惯式，卢文笙也自有一番觉悟，“自然是要回来的。”⑦葛亮正是借养母孟昭如之愿，衍生“人造宿命”，有意设定回归，满足众人期待。

而作家在文本中屡次映射“常”与“变”，是以主角作为贯彻对象，侧写时代更迭浪潮中矢志不移的“常”——儒家文化传统。安排卢文笙体验参军短“变”，又让他轻易复归，是为回避“主流叙事中对红色革命的讲述，而竭力突显生命个体在时代变局中飘浮不定又无以挣脱的宿命”。⑧此“宿命”之选，非俗世权位之重，财货之富，而是飘摇大争之世中内藏于心的慎独自守，进而以此彰明“儒家文化血脉的传承延续是其恒常主核”。⑨卢文笙作为葛亮确立的最佳载体，其归宿即是以继承人的身份，回到儒家精神弘扬的正统道路上，化身“完人”。至此，为何对婴孩卢文笙寄予“乾坤定夺之量”⑤的厚望，并设定种种不凡，不言自明。

小说中，“宿命”痕迹不仅着墨于卢文笙，同样在其他人物之间流淌。如亚圣后人孟昭德嫁于草莽英雄，却亦死于草莽寇贼之手;亦如地下党阿凤辅助完成刺杀和田后，人物使命达成，却在新一轮对抗中被一声毫无征兆的枪响结束生命。《北鸢》之中，于乱世浮沉的各色人物都被葛亮涂抹上“宿命”的色彩，颇具传奇意味。

二、人生印记之“物件”

葛亮以物入史，“整部小说浮游着物的能指。”⑩物件除了是其确立民国“历史感”的工具，还被赋予建立人物联系，寄寓深情，隐喻人生“宿命”的媒介作用。

风筝作为意象符号，贯穿小说始末，在明暗间来回跌宕。卢文笙属虎，父亲卢家睦盘下风筝店面，“鱼渔俱授”，解龙师傅生计之忧。自此，生辰扎虎头风筝以相赠的传统绵延经年。子生辰，父赠虎头风筝以庆贺，父早亡，子烧虎头风筝以告慰。风筝成为父子间超越时空的情感桥梁，变相补足了因卢家睦早亡所导致的精神缺位，担负起家族代际的人文延续。

在葛亮的设定下，其不仅承载丰富的人物情感，更充当故事的推进线索，与个人命运形成关照。主角以风筝传递信号，运送国军伤员，以风筝进行求救，突出日军包围。人物的每次重大转折都与物件构成显性或隐性联系。物象亦从另一维度呈现出对应之人的命运走向。卢文笙参军前，收到画有平安符的虎头风筝。两年后归家，从龙宝处得知画符道人曾数次打听自己消息，只因从虎头风筝上看出“兵戎之灾”。画符保平安，虎头凶兆，与主角文笙经历不谋而合。物即命也，虎头风筝即是卢文笙生命的物化，二者系于一体，不分彼此。而葛亮引入鬼神莫测之说，正是增强风筝与人物之间的融合，以“风筝呈现个体命运在世俗风貌中飘浮不定的宿命意象”。（11）

人物之间的情缘亦是因“鸢”而成。少女冯仁桢鬼使神差地风筝追逐，掀开一段“宿命”姻缘。“我认得你”，“我也认得你”，（12）在葛亮筹谋下，年少的邂逅触发命运的交织。“我在等你”，（13）“教我放风筝吧”，（14）作家以重逢的布局对人物年少记忆进行现时补偿，回应了“宿命”作出的无言约定。而面对冯仁桢：风筝断线，孰好孰坏之问，葛亮又借卢文笙“人，总要有些牵挂”（15）作为回应，再次生发“宿命”之思，以风筝的牵挂作比人生的归途。卢文笙便如虎头风筝，飘浮在外，仍旧有一线牵挂，连着斩不断的寸草春晖，搁不下的红豆相思。

除风筝外，红木匣子、红毛裤等物件亦被葛亮用来勾连人物“宿命”。孟昭德预知时日无多，留下红木匣子，嘱咐孟昭如“我不在了，你再打开它”。（16）而红木匣子俨然孟昭的命运侧写，其中黄金、短笺各有表意。匣中一排金条，裹着一张短笺：“一身伶仃，入土为安”，（17）是影射，亦是明喻。亲子“曦儿”早夭，夫婿石玉璞死于非命，孟昭德生命终了孑然一身。黄金作比富贵权柄，看似一朝绚烂，实则如短笺所写，凉薄冰冷，到头来一场成空。葛亮处处步棋，步步设喻。盒盖上莲花图案，“有层叠繁复的花瓣。卷曲的祥云在其间缠绕。”（18）云图勾勒梵文“归命”，释义生命奉献。而孟昭德与贼寇响马同归于尽，以一己之命换取众人之命，通过另类的“自我献祭”完结生命，实现人生的最后绽放，又何尝不是“归命”作为？

葛亮深谙民国礼法纲常之严苛，为贴合历史场域的真实图景，又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巧写传统伦常所不容的恋情。“在黑暗中，她执起了逸美的手，没有再松开。”（19）深夜相拥，暗中执手，将冯仁珏、范逸美的恋情隐晦道出。因后者离去，失去可视化依附，遂发生转移，“红色毛裤”成为“宿命”虐恋的“中继”。“针脚也并不紧致，甚至有些扭曲。这是一条不漂亮的毛裤。”（20）红毛裤作为两人情感的联结，在冯仁桢看来，却“有些扭曲”且“不漂亮”。葛亮通过儿童仁桢的视角，直接给予审美评判，以此影射情感。并且，作家故意制造“情节失误”，以增强“红色毛裤”的隐喻效果。冯仁珏被日军抓捕时，随身带走红毛裤。可其再现时，却鬼使神差地穿在范逸美身上，“裹着那条红色的毛裤。针脚扭曲，粗针大线，已经被穿得褪了色”，（21）令人称奇。葛亮通過红毛裤的意外“嫁接”，又一次昭显了“宿命”的跌宕玩味。

此外，冯仁珏、言秋凰血脉相连的“玉麒麟”，姚永安、尹秀芬象征爱情的“白铜镀金袖扣”等，皆是葛亮在民国浮沉之间以物托举，反映人世沧桑，命运轮转的“宿命”符号。

三、前后波澜之“巧合”

兰因絮果，皆有来因。葛亮在故事叙述中多次营造“巧合”，以情节的遥相承接、对应，使人物陷入内在的循环逻辑之中，凸显“宿命”的“前因后果”。

美育课上，毛克俞让学生以最熟悉之物为题作画。卢文笙画下雏燕风筝，配字“命悬一线”，毛克俞将其改为“一线生机”。此时的附题之辩，暗合人物前后经历，反映了葛亮对故事发展之变的布置。日寇入侵，少年卢文笙随家人避祸圣保罗医院，用风筝传递运送伤员的信号。不料，途中遇险，“命悬一线”，计划有败露之虞。最后，赖以卢文笙用牛津腔背诵威廉·布莱克的诗句，蒙混过关。追溯源流，得益于卢文笙对叶伊莎某次即兴朗诵的印象深刻，让其捕获“一线生机”。此类情节的设置，将前后发展以玄妙的因果串联起来，显露作家奇巧的情节安排。卢文笙所在部队被日军围困，众人“命悬一线”。其遂赶制风筝，以“三短，三长，又三短”（22）发出莫尔斯电码，增援队伍“闻讯”而至，求得“一线生机”。故事发展完美例证了画作附题“命悬一线”向“一线生机”的转变。葛亮精心设计，将文化想象藏于人物的各类离奇事件中。“数次让纸鸢成为卢文笙命数的隐喻”，⑩处处贴合，使得人物间不经之语、细微之行注入“宿命因果”，被赋予无限延展的空间，同时表露了作家自身对于波诡云谲的民国潮流的透射。

在葛亮的操作下，乱世中的“游人”同样被无形“因果”惯性所裹挟，走向“岔路”。少年叶雅各放风筝不得其法，卢文笙告之“顺势而为”。可叶雅各则认为，卢文笙看似“顺”，却实有“一线”羁绊。对于卢文笙坚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线就是风筝的规矩。”（23）叶雅各却表示“我生平最怕规矩”。（23）葛亮并无意探讨放风筝的规矩，而是用两人迥然的态度形成对冲，以此构筑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叶雅各成年后，混迹于上海滩，游刃华洋两界，充当掮客。姚永安经其介绍以全部家当购进一批问题布匹，生意陷入危难。为此，卢文笙求援于叶雅各，其却表示“势无对错，跟着走，成败都不是自己的事”。（24）将今日之自我，“归功于”文笙当年“顺势而为”的传授。对此，卢文笙则忠告：“顺势的‘势，还有自己的一份。风筝也有主心骨。”（24）两人态度选择再次对立。葛亮如此设定情节的对冲，目的在于彰显因与果的对峙。换言之，作家意在说明人生发展，命运跌宕之间可能丝丝相扣，均有来处，藏有过去与未来的影子。譬如，“小说的开端部分，已经可以意会到文笙、仁桢日后的遭遇。小说结尾呼应小说开端文笙个人出生的背景。”（25）葛亮以卢文笙被收养作为故事缘起，又以其收养友人姚永安遗孤宣布故事结束，设置情节回转，前后闭环，形成“宿命”循环。作家通过被收养、收养的事实，流露出命运的承续并未因时间而发生断裂，而是有机地被囊括起来，在更迭碰撞中往复向前。

除此之外，人物类似命运的重设另藏有作家携带之“私货”，其涵盖对民国文化想象的接续之“私”，对道德传统精神的继任之“私”。例如，卢文笙之名取自《小雅·鼓钟》“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暗喻其生来品性，醇和仁厚;而卢文笙为姚氏遗孤取名“豫儿”，则包含承续姚永安“聚生豫”之意。小说结尾，葛亮选择将新一代人“豫儿”推向台前，不仅是昭示卢文笙、姚永安此辈事业的递交，更存有精神气脉，道德善行的美好寄寓。那么，作为同样拥有被收养经历的“豫儿”，是否又会开启新一轮的风云图谱，人世传奇？葛亮再次给读者留下了无限遐想的自我空间，同时赋予了大众关于民国文化想象独立建构的方向，作品余韵亦在各方期待中得以延展。

四、结语

葛亮以家族记忆为写作缘起，并不着意于民国沧海横流的政治风云，反而选择将宏大叙事推向幕后，关注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以此展开民国文化想象的建构。在此过程中，葛亮用历史传奇的方式融入对命运的理解与思考，力求揭晓世俗日常中的人生百态，价值伦理，宿命纠葛;用极其恳切的态度“记录”民国奔涌浪潮中，各种“人生巧合”，各类“际遇联系”，以及每一个生命的漂泊，抒写出各色人物的“宿命”之殇。而“宿命”的因果轮转之上，作家更赋予了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及价值内涵。卢文笙、冯仁桢等人的文化坚守与命运回转，无不表露着葛亮对于失落的文化传统与品德精神的追寻。

注释：

①张莉：《<北鸢>与想象文化中国的方法》，《文艺争鸣》，2017年第3期。

②④⑤⑦（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葛亮：《北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2、14、329、146、401、402、405、202、203、220、141、226、341、381、201、480页。

③葛亮：《由“饮食”而“历史”——从<北鸢>谈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⑥刘牧宇，梁笑梅：《丰盈又浮泛的怀旧——由<北鸢>论及“文学的民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3卷5期。

⑧王迅：《“70后”的历史感何以确立》，《文艺报》，2016年4月20日，第007版。

⑨张艳艳：《葛亮<北鸢>的历史叙述与文化想象》，《上海文化》，2020年第2期。

⑩施冰冰：《在“新”与“旧”之间的挣扎或沉沦——论葛亮的小说<北鸢>》，《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

（11）金鑫：《<北鸢>：风筝、命运与隐喻》，《小说评论》，2018年第1期。

（25）王德威：《抒情民国——葛亮的<北鸢>》，《南方文坛》，2017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坤霖，男，硕士研究生在读，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