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匡冲志·理发》沿着两条线索展开叙事，一条是以“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人的生活，一条是以“我”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人的生活。这两条线索的故事发生在不同的空间，前者是在具有本源意味的乡村匡冲，后者，则发生在无根的城市。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陈巨飞继承了八十年代以来观察和书写中国现实的文学遗产，这一遗产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进行溯源。一个是以路遥为代表的，以城乡区隔的形式书写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变化，其核心是“进城”和“现代化”;一条是以“寻根文学”为代表的，试图从山野荒寨这些偏僻之所寻找文化的遗存，在对传统的凭吊中延续并重建文学的文化命脉。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两者的努力应该说都失败了，路遥的失败在于他的改革方案完全被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抛弃——但从文学的本质来讲，也正是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作家的路遥反而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寻根文学”的失败则是因为他们陷入了自“五四”以来就无法摆脱的“现代性诡计”——文化的求证再一次变成了文化的批判，而在这一文化的批判中，并没有诞生出与现代中国相匹配的“文明论”或者“文化意识”。这不能不说是当代写作甚至是当代文化的一个巨大的尴尬。其带来的积极意义是，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可以继续就这一主题展开观察和书写，因为它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完全耗尽;其消极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