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君

立志成为“中国需要的科学家”

1921年3月19日，谢希德出生于福建泉州，她的父亲谢玉铭在美国留学时，因精确测定了氢原子光谱的结构，被杨振宁誉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人。谢希德从小就在父亲的书房畅游，“中国需要科学”则是她最喜欢的“童谣”。

随父到北平后，谢希德成为燕京附属小学年年霸榜的“学霸”。直到1932年，转学生曹天钦“半路杀出”，谢希德才第一次失去年级第一的头衔。互为竞争对手，谢希德与曹天钦被对方的才气折服，他们一起探讨难题，畅谈救国抱负。这时的谢希德还不知道，这个长她1岁的同学，竟会成为日后陪伴她一生的人。

学习的时光很快因战争结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谢希德与曹天钦分离，她在颠沛流离中考上湖南大学物理系，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股关节结核病，不得不从学校退学。那时的医院都对结核病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得了这种病，轻者长时间卧床，重者终身瘫痪。当时的通行疗法是在患者腿上打上石膏，让病菌坏死。于是谢希德绑上石膏，硬生生在床上躺了4年。

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她接到了一封厚厚的信，寄给她信的人正是曹天钦。来信中，除了曹天钦对她战胜病魔的鼓励，还有满信纸的数学演算。在常人难以理解的数学符号之间，谢希德读出了腼腆的曹天钦对自己欲语还休的关心与爱慕。慢慢地，这些“学术交流”长信成了谢希德每天翘首以盼的东西，昔日的同窗逐渐两情相悦。在爱情的鼓励下，谢希德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她还靠着自学，考上厦门大学数理系，重返校园。

谢希德再次与曹天钦相见，是在1946年的春天。8年多的书信往来，已经让两个年轻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可曹天钦刚获得剑桥研习生物学的机会，谢希德也即将在1年后赴美深造，于是他们决定延迟婚期，继续学业。在分别时他们约定，当成为“中国需要的科学家”时，再考虑组建自己的小家。

“我爱中国！”

1949年，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谢希德收到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谢希德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巴不得马上回到中国！”在一张校园独照的背后，她还写下了“在校园等谁？”的句子。她在等曹天钦学成归国，更在期待早日报效祖国。

可是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不久，錢学森被软禁，美国禁止所有理工类中国留学生回国，谢希德也不幸“上榜”，成了美国的监视对象。美国特工甚至进入麻省理工，对谢希德等留学生进行“调查”，甚至连谢希德的私人信件都会被拆开反复检查。在不能归国的日子里，谢希德更加发愤读书，她仅用2年时间就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理论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1952年，谢希德再也等不下去，为了回到大洋彼岸的家园，谢希德和曹天钦想出“曲线救国”的办法。身在英国的曹天钦托朋友要到一张“特别通行证”，以结婚为理由力保谢希德赴英，再从英国回到祖国。可谢希德刚走上驶往英国的轮船，美国警察接踵而至，经过盘问和检查，他们发现谢希德的行李中只有与曹天钦往来的几千封信件，才不得不放行。

多年以后，在上海举办的教师节晚会上，有学生问谢希德：“上个世纪50年代，是什么力量使您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谢希德蹒跚地走到主席台，话筒传出铿锵有力的声音：“我爱中国！”

她的孩子是中国半导体科学

1952年10月1日，谢希德夫妇抵达上海，时值国庆，上海街头万人游行庆祝，人们自发唱起《歌唱祖国》，雄壮而嘹亮的歌声让谢希德久久不能平静：报效祖国，就在今朝！在那个计算机还是由电子管组成，动辄占据几间屋子的年代，谢希德便敏锐地意识到，半导体科学将改变今后的计算机科学。她果断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投身半导体物理学的研究。

1956年，国家要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人才储备，希望谢希德来北京主持工作，可当时她的儿子出生仅5个月，正是离不开妈妈的时候。一边是祖国的召唤，一边是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几乎没有犹豫，流着泪抛下丈夫和儿子奔赴北京，对同事只字不提年幼的儿子。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谢希德就会拿着丈夫寄来的儿子最新的照片端详，连儿子胖了瘦了都能一眼看出来。

在北大半导体培训班里，她一面给学者们教授半导体科学，一面和同事一起从零编写属于中国自己的半导体教材。在谢希德等人的努力下，日后影响整个中国的《半导体物理学》仅用两年就编写完成。同时诞生的还有第一枚单晶硅、第一块半导体材料和第一支晶体管。最为重要的是，经谢希德培训的300多位学者，在日后分别成为两院院士、大学教授和企业工程师，在科研一线和生产一线，将半导体科学薪火相传。

尽最后一份力量深爱祖国

晚年的谢希德更加醉心于科研和教育，虽已至古稀之年，可她依旧走在国际物理学的前沿，在她任职校长期间，复旦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达600多次。在1999年，谢希德甚至准备动身去美国，参加美国物理学100周年年会。恐怕连谢希德自己都忙忘了，她是一个癌细胞扩散的79岁的老人……与癌症搏斗多次后，她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但仍表现得非常顽强。深度的放疗、化疗让她无比痛苦，每次治疗都会引起反射性呕吐，身体浮肿。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夜以继日地阅读文献资料，更加起早贪黑地做研究，不像是养病，而是在抱病工作，前来探访的人无不动容。

在医院工作的毕业生的论文上，全是谢希德写的修改建议;外派教师的工作汇报上，则是她给中国带回新知识的叮嘱……谢希德住院期间，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一部电话，能接通便携电脑。因为早年骨结核造成的腿疾，她的双腿不能弯曲，只能站立工作，每天接发很多邮件，处理大量事务，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再也无法站起，才不得不停止工作……病魔没有给谢希德太多时间，2000年3月4日，谢希德在上海东华医院逝世。和丈夫曹天钦一样，谢希德在遗嘱中写道：“把我的遗体捐给中国医疗事业。”在生命的最后，谢希德所想的，仍旧是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尽自己的最后一份力量！

（摘自《恋爱婚姻家庭·养生版》）（责任编辑史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