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轶群

北宋时期，承继汉唐学术之遗韵，易学与散文学成果斐然，交相辉映。苏洵作为三苏蜀学的开拓者，在易学与散文领域颇有创获。正是这样一位被后世敬仰的思想家、文学家，其早年却只顾游山玩水，将科举功名忘却脑后。年长，幡然醒悟，曾自叙“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年，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后名落孙山，更为奋发图强，“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易学蕴含于六经百家之中，苏洵与《易》结缘当在此时。而究其治《易》的狂热期，当属晚年，“十年读易费膏火，尽日吟诗愁肺肝”“自去岁以来，始复读《易》，作《易传》百余篇。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可见易学求索伴随苏洵一生，其习《易》甚为用力且对成果颇为自信。苏洵一生治《易》的心得体会，自然融入文学创作理念之中，审视其散文创作，自然会发现易学思想的光芒。

一、宇宙生成论

从古至今，阐发宇宙生成论的各家各派不胜枚举，因而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体系。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打破了天为一切之最高主宰的观念。稷下道家继承老子思想，主张“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吕氏春秋》则秉承老子宇宙生成论思想，认为“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且“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太一”还有另外一个称谓，即“一”，正所谓“一也齐至贵，莫知其端，莫知其原，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太一”同“一”一样，均是万事万物的本原。

苏洵一脉相承，在解《易》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特的宇宙观。《易》言“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对立统一，合之为道，为万事万物生成之根本。苏洵承继这一理论，认为“世之所谓变化者，未尝不出于一，而两于所在也。自两以往，有不可胜计者矣”。“一”即道，“两”即对立统一的概念，由此化生万事万物。“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及其用息而功显，体分而名立，则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其中，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乾坤、男女皆为对立统一之概念，苏洵便是借助对立统一朴素辩证法的方式，对道进行阐释，他认为“道”存于万事万物之中，不同角度进行审视，具体表现虽有不同，但本质无异。

“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苏洵认知观念中的“道”是运动的、变化的，因此对道的形态做了阐述：

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也，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老子识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几于道。”

这里的水非实物，而是形态的象征，即“无常态”。水随外界变化而自然变化，散落于万物之中，无时无刻不随万物形态而转化。苏洵将“道”譬喻为水，最为生动。

苏洵以道为宗的思想，在其子苏辙的著作中彰显得更为明确，苏辙言：“道者，万物之母，故生万物者，道也。……形虽由物，成虽由势，而非道不生。”以道为产生万物的本原，万物非道不生。换言之，从苏辙的宇宙生成论思想中可以捕捉到其父的影子，用以佐证苏洵思想，并非妄言。

二、义利相合观

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传统义利观主张“重义轻利”。而《易》中明确提出了新的义利关系，认为“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义与利，二者并不冲突，当相辅相成、互相成就。苏洵对《易》所推崇的义利观极为赞许，他认为义利相合。

“利之所在，天下趋之。”苏洵未将“利”看作阻碍“义”形成的矛盾对立体，因而肯定了“利”的存在合理性，并独具慧眼，认为妥善用“利”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意义。苏洵认为圣人之所以可以奔走于天下，靠的就是“执其大利之权”，作为统治者，应以利统治万民、管理国家。不一而足，苏洵在建议皇帝积极纳谏时所采用的比喻，就很能体现其义利观的现实价值。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谏焉。

针对不同性格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统治者恩威并施，义利并重，将“义利、利义相为用”，则“天下运诸掌矣”，堪称苏洵政论思想的独到见解。

“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苏洵既然认为义利相合才是正确的思维观念，那将“义”与“利”分开，则并非明智之举。据此，苏洵提出了“徒义”的概念。“徒义”即孤立的、片面的义，没有利相辅的义。苏洵以伯夷、叔齐为例，认为二人为义献身的行为之所以没有得到天下之人的悲悯与同情，没有得到天下之人的救助，是因为“徒义之罪也”。徒义是“戕天下之器”，会“拂天下之心”。

苏洵在鼓吹义、贬斥利的传统思潮与社会氛围之下，提出了更为理性的义利相合观，其并非不尚义，只是不徒义而已。

三、趋吉避凶的忧患意识

《易经》是诞生于西周时期的卜筮之书，卜筮是古代占问吉凶的方法，旨在趋吉避凶、妥善行事。故此，“吉”“凶”是整部《易》的关键字眼，并且无处不在。“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上六，比之无首，凶”，试举几例，窥一斑而知全豹。吉、凶显现自然可以依循行事，但吉、凶未现又该当如何呢？因此，能够预先知晓万事万物发展趋向，做到“知几”，最为重要。《周易·系辞下》云：“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几”是吉凶祸福的预兆，“知几”就是了解事物发展的趋势，而做到有备无患。

治《易》有所得的苏洵，自然深谙趋吉避凶之道，未雨绸缪，继承了易学“知几”的思想，针砭时弊，于散文中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宋王朝“虽号百岁之承平，未尝一日而无事”，然而世人皆认为天下无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贵，养尊处优，缘由之一便是“见其安不见其危”。苏洵则凭借清醒的头脑和对家国的热爱，于《上韩舍人书》中概括性指出大宋江山隐藏的危机之处，“方今天下虽号无事，而政化未清，狱讼未衰，赋敛日重，府库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虏之不臣”，可谓一针见血。

籍贯蜀地的苏洵，对家乡的情况当了如指掌。“夫蜀有三患，其二将形，其一既萌”。人性骄侈，穷民恶盗觊觎财货，为祸一方;疲兵怯弱，畏避强敌，溃不成军。二者为将形之患。将形之患虽未能提前发现，扼制于萌芽之中，但既萌之患尚可。“郡县欲广其备具，多其戍役，则民不堪”。劳民伤财之事尚未开展，须提前解决，避免此事发生。倘若既萌之患形成，则将形之患会同其一道兴起，“其势如大鼎弱足之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苏洵所言，当对蜀地官员大有裨益。

苏洵《嘉祐集》开卷即为《几策》，此中關联，不言而喻。苏洵在《审敌》一文中重新讨论了宋朝对辽的外交政策，“忧在外者，末也”。虽然每年以岁币安抚辽国，但如此只能解一时之忧，且给人民造成了严重的赋税重担，痛斥官僚以“息民”为名，实则是“爱其死而残其生”。故苏洵预见性的主张，应断绝岁币贸易，与辽开战。尚不论宋辽开战，宋朝是否有战胜辽国的胜算，但是苏洵独具慧眼，明确外敌才是最大隐患、单纯依靠进贡仅能维持虚假的和平这一观点，则建设性十足。

总之，苏洵善于见微知著，敏锐地捕捉政治上的忧患萌芽，学习圣人，能“除患于未萌，然后能转危为福”，这与其学习易学以及处事经历都有关。《易》言：“知几其神乎？”苏洵的神明之处，名副其实。

四、结语

苏洵凭借“十年治《易》”的收获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易学体系，用以观照现实实践，裨补时事之缺漏，发人深省。最是《名二子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预判苏轼、苏辙二子人生轨迹，令人叹为观止。苏洵本人虽未能官居高位以施展宏图伟业，亦未能将易学思想完全撰写成书以衣被后世，但苏辙有言“先君（苏洵）晚岁读《易》……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苏轼）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其易学精华有幸得以保留在二子的著作与评述之中。苏洵的易学思想，令后世朱子三叹，其思想价值，不言而喻。探讨苏洵易学，不但有利于深入理解苏洵的为人处世，更可以找到苏氏蜀学的内在精神。

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北京语言大学院级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1YJ15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