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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现象与文学创作

2021-08-09李玉婷

文学教育 2021年7期
关键词:文学创作弗洛伊德

李玉婷

内容摘要:作家创作与作家自身之间心理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以谓今不满,情有所激,故必倾其于笔,创作出来,形成作品。作品之中的主角,承载了作者自身的理想与愿望,是作家极其期待的读者的“野心”所幻想出来的形象。文学创作是人的心理情性外化为语言文字风格的过程,文学家在创作时,一定会受到其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使得作品具有作家鲜明的印记,故而,“文如其人”,“风格就是本人”。

关键词:文如其人 文学创作 弗洛伊德

自古以来人们多以文章作为精神归宿,《典论·论文》《易·系辞下》《诗品序》都有相关的论述。本文旨在立足于中国古代和西方文论关于文学创作本原的基础,结合文学创作现象,简要探讨作家写作时的心理现象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里将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接收现成的材料;另一种作家似乎创造他们自己的材料。我们这里所论及的,主要是后一种作家。与文学写作有关的心理现象和能力,主要有艺术知觉,艺术情感,艺术想象和艺术灵感。如果说艺术知觉是写作活动发生的起点,艺术情感则是文学写作活动的深层动力,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说,“诗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苏珊·朗格曾也在《艺术问题》也有相关论述。写作时候的情感,有时候来源于自然景物的感触,有时候来自于社会人事所激发出的情感,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正如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与精神病患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是因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情感才“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所以“艺术是精神病性质的白日梦”,白日梦与夜间的梦一样,都是现实中受挫欲望的表达,正因为对现实不满,情感有所偏激,所以会幻想,会有“白日梦”,会倾其于笔端,创作出来,也就成了作品。作者的幻想情感,基本决定了作家创作时候的选材,弗洛伊德认为,激发幻想的情感愿望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是野心,一种是欲望,“在大多数野心的幻想中,我们总可以在这个或者那个角落发现一个女子,幻想的创作者为她表演了全部的英雄事迹,并展示所有的胜利成果”,这就是在现代小说和游戏中常见的英雄加美人的幻想模式,也是英雄救美桥段屡见不鲜的重要人类原型经验溯源。

作家创作时候的幻想,一般是由当下的某个机缘激发,然后回想到早年的某个未曾实现的愿望,最后幻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将这个愿望变成现实,这种幻想的例子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当下所流行的修仙文,重生文,穿越文,都属于这一类故事,或者是这一类故事的衍生变形。这些题材之所以普遍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们植根于人类的普遍愿望之中,经过加工与升华,符合人类向上向善的要求。把幻想与创作结合起来,为了达到非但不让创作家和读者尴尬,而且可以为双方带来愉悦,弗洛伊德认为,作家可以淡化个人主义色彩,去掉一些琐碎的欲望化的思想,赋予故事和幻想一些集体的和人类的伦理价值。

这类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有其鲜明的特征。如弗洛伊德所说,“每一个作品都有一个作为兴趣中心的主角,作家试图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赢得我们对这主角的同情,他似乎还把这主角置于一个特殊的神的保护之下。”显然,作品中的这个主角,承载了作者自身的理想与愿望,是作家极其期待的读者的“野心”所幻想出来的英雄形象,例如各种小说里路遇高人,得到指点,大难不死等等经典桥段。作家在创作时,对这主角的呵护,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对自己“幻想”的呵护,冥冥之中得到的庇佑和帮助,也就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帮助,作者在生活之中缺少什么,也就会有意无意的幻想什么,也就会在作品之中,写到主角所渴求所拥有的。

在作家的创作中,作品的主角,不管这个英雄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还是现有法律的破坏者,作者总是赋予他的行为道义上的正当性,并设法使读者对其产生好感,倾注同情,这是作者将自己内心隐秘的幻想公之于众时必须采取的策略。正如同是对三国纷乱的描写,《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截然不同,一部是正史,一部是野史,很明显,从考证学的角度看,《三国志》无疑更加符合真实的历史。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标榜刘备“刘氏血统,大汉宗亲”为其正名,赋予了蜀国参与三国争乱的合法性,對于曹操,则更加倾向于“乱世之奸雄”,较少描绘其“治世之能臣”这一面的特性,杀杨修,多疑,使得这一偏向正义感的人物蒙尘。对于诸葛亮,《三国志》只提到了其打理蜀国内务的才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那般神通广大,近乎妖邪。对于周瑜等人物的评价,更是有些偏颇。结合明朝特有的历史背景和罗贯中的生平经历,心理特征来看,“拥刘反曹”的倾向不难解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作家所持的角度和立场对作品的影响。

文学创作是人的心理情性外化为语言文字风格的过程,汉代杨雄提出“心画心声”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也”,这是中国最早把作家创作的作品与作者人品对应起来的概念,对后来有巨大的影响。陆机《文赋》也说,“故夫夸目者尚奢,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刘勰更是提出了“因内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表里必符”等概念。“文如其人”这一传统观点,与西方以布封为代表的“风格就是人”观点是一致的,陈忠实巨作《白鹿原》反映了知识分子蜕变过程中的曲折与艰辛,乃至坚守传统文化精粹,正直品行,一轮清风似明月等特征,与其说是主角白嘉轩的特征,更不如说是陈忠实的化身。曹雪芹《红楼梦》,原本是一个“树倒猢狲散”的大家族的没落,在高鹗的笔下,却又是大家族重新崛起的结局,这伏笔与结局的不对等之间,暗含了作家心路的不同。

就广义而言,婉约派与豪放派之所以不同,山水诗和边塞诗之所以不同,飘逸豪放和沉郁顿挫不同,皆是起因于江山塞漠亭台楼阁的不同,作者自身心路历程心理现象的不同。文学史上常见的关于文学作用的论争,大多也与此有关。正因为自身经历不同,所以对文学的功用也有不同的认识。因而,无论作家在创作时,其立场有多么客观,创作出来的作品,多多少少都会有作家自身的某些特性风格,因为作家的创作,一定会受到作家特有的心路历程的影响。如在朝还是在野立场的不同,导致了《水浒传》和《荡寇志》对同一题材处理的不同。《文心雕龙·体性》篇说,“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在《风骨》篇曾说,“故其论孔融,则云气体高妙”。此理论仍适用于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无论是五四文学,抑或是三十年代特殊时期的上海孤岛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后期的革命文学,都与发起者自身经历密切相关。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亦然。以茅盾文学奖诸多获奖作品为例,《平凡的世界》带有路遥自身鲜明的“步入都市”特征,《秦腔》写的是贾平凹的陕西梦,徐则臣的运河系列,李洱《应物兄》、李佩甫《生命册》、王蒙《这边风景》、张炜《你在高原》及刘醒龙《天行者》等等,都体现了这个特点。

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有一首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臣。”这是对杨雄“心画心声”的质疑,也就是对中国传统文论观点“文如其人”的思考。从一般而言,作家的创作确实是作家心理现象的体现,但是在实际中,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却相当错综复杂,难于一概而论。正如潘岳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元好问诗中所写的“拜路尘”即指此事。这样的例子在西方也存在,如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作品与其作者的不同风格个性。清人晃叔琳也认为刘勰所说的“因内符外”“表里必符”之说过于绝对,旁边批注道,“有文辞得其情性,虽并世犹难之,况异代乎?如此裁鉴,千古无两。”纪昀也说,“此亦约略大概言之,不必准确。百事之下,何由得其性情,人与文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耶?”针对此问题,黄侃、钱钟书等人,也都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正因为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的都会蕴含作家个体精神思想,含括作家自身个体生命体验与独特经历,所以,从古至今一直有不少作家在创作时竭力避免主体发声,而是让作品“自己说话”,给作品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主体性地参与文学作品并弥补“空白”。西方近现代以來涌现出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文学作品,很多都可以作为例证。

综之,文学家在创作时,一定会受到其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使得作品具有作家鲜明的印记,作家创作作品,作品反映作家。另一方面,“风格就是本人”这一理念也有待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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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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