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丹,付嘉为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6025；2.东北财经大学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6025)

目前,中国环境治理进入新阶段,在继推行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之后,环境信息披露作为降低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手段,是否可以逐步将环境规制主要措施转移到以企业披露、公众监督为主的环境信息披露上是值得关注的议题.在美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已经成为政府直接环境管控和市场工具的重要补充或替代措施[1].中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于 20世纪末展开,并逐步得到落实和发展.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上市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优化发挥重要引领,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更是中国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关键[2].因此,在企业环境治理问题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探究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成为环境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评估企业环境风险的重要依据,已逐渐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点.美国早期出台的 TRI(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污染[1].之后针对上市公司实施 ESG(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项目也取得了明显的企业污染减排效果.在学术界,国内外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