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正革,金 典,张文怡

一、引 言

工业发展奠定了中国的强国之路,推动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202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100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也突破了一万美元的大关,正处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预防 “高收入之墙”的关键时期。然而,在传统的能源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由于煤炭的大量使用,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造成了中国的非均衡式发展和粗放式经济增长。据 《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空气质量排名中常年位列倒数,尤其是2006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588.8万吨,高居世界第一,其中84%都来自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面对每况愈下的大气质量,中国出台了多种环境规制政策。两控区政策这一类命令控制型工具是国家环境治理的中坚力量,代表了政府这只 “看得见的手”;而后逐渐萌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这一类市场激励型工具,则代表了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中国正在试图推进环境治理从行政管制到市场激励,进而迈向自主自愿的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在此过程之中,究竟是 “威逼型”,还是 “利诱型”环境规制政策降低了高污染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是否付出了高昂的减排代价,有损于企业的经济绩效?政府 “威逼”和市场 “利诱”能否有机组合,产生环境和经济的双重红利?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匹配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减排行为和经济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