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军华 刘远 俞明传

摘   要： 采用CGSS 2015检验了社会治理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门槛效应，以及居民身份对这一门槛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当社会治理处于较低水平时（低于门槛值），社会治理水平并不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当高于这一门槛值时，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居民幸福感也提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农村居民群体中社会治理水平的这一门槛效应仍然存在;而在城市居民群体中，社会治理水平的门槛效应消失。

关键词： 社会治理;门槛效应;居民幸福感;居民身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4-0115-（10）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4.013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经济水平在政府领导与治理下取得长足发展。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居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如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居民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但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却呈现下降趋势。1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发展中国家促进公民福利和幸福感的一项关键措施，2 政府如何通过社会治理提升居民幸福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同时，学界也在呼吁政府的社会治理政策应从提升居民财富等经济目标转向以提升居民幸福感为目标。3

政府可以通过行使工具性权力（如社会资源分配和公共政策制定）来促进居民的福利和幸福感，4 已有一些研究探讨了政府的社会治理与公民幸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些研究中大多数基于跨国数据探讨不同国家的社会治理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1 虽然也有少量的研究以单一国家为研究对象讨论社会治理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2 但这些研究忽略了“是否任何水平的社会治理都能促进居民幸福感”这一议题。另一方面，现有关于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也存在争议。大多数研究发现，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能有效地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3 赫利韦尔和黄（Helliwell and Huang）研究认为，社会治理中服务传递水平对不同类型国家居民的幸福感都有促进作用。4 宾吉卡娃（Bj?rnskov）等认为，社会治理更民主的国家，居民幸福感会更高。5 然而，有其他研究指出，社会治理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受到国家发展水平的影响。宾吉卡娃等研究发现，政府机构运行效率越高，对高收入国家居民的幸福感提升作用越明显，而在低收入国家的提升作用不明显。6

基于以上分析，社会治理水平是否一定能够促进居民幸福感，以及在不同特征居民群体中社会治理水平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因此，本研究聚焦探讨社会治理水平在促进居民幸福感方面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即检验社会治理是否只有超过一定水平时，才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促进作用;以及这种门槛效应在不同居民群体中是否存在差异。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社会治理水平与居民幸福感

社会治理水平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往研究发现，在社会治理水平较好的国家，居民对自己的生活更加满意。7 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数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来讨论社会治理水平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如奥特（Ott）研究发现，政府社会治理水平不仅促进幸福感，还可以降低公民的不平等感;8赫利韦尔等研究认为，政府社会治理这一服务传递的质量与居民幸福感密切相关。9 也有少量研究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居民为分析对象，讨论社会治理对区域内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如苏贾尔沃托和坦普波隆（Sujarwoto and Tampubolon）以印度尼西亚居民为样本研究发现，地区分权治理与居民幸福感积极相关;10 弗雷和斯图泽（Frey and Stutzer）以瑞士26个州6000个居民为样本研究发现，分权治理会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1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从政府治理服务的传递质量（如设计和提供服务时的可靠性和反应能力）和民主质量（民主性）来讨论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2

与居民直接接触和互动的是社会治理服务的传递质量，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政府社会治理的传递质量，将社会治理水平定义为政府为社会依法提供服务的可靠性水平。根据以往的研究，社会治理水平越高，居民生活幸福感越高，这是由于居民在好的社会治理环境中生活得更快乐，这会改善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评价。3 因为在好的社会治理环境中可以降低交易成本，4 这种交易成本的降低会促使居民体验到“程序效用”，即政府服务传递过程中能给其带来积极效用（公平感、尊重感等），从而增加其幸福感。5奥特聚焦于政府社会治理的技术质量（有效性、监管质量、法治等）研究发现，这种技术质量除了影响间接的“产出效用”之外，还可以直接促进居民幸福感。6

基于前人的研究，宾吉卡娃等进一步解释了社会治理水平促进幸福感的机制。7 首先，好的社会治理能够向居民提供他们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公共产品和服务与居民需求更好的匹配必然会提高居民的幸福感。8 其次，好的社會治理能够为居民提供参与地方政府活动的机会，向相关部门提供他们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信息，9 参与感和将来更匹配的社会服务会提升居民幸福感。最后，高质量的社会治理要求政府的治理更加贴近民众，在这一过程中居民有可能要求更高的服务质量，而当治理水平下降时，市民也会有动力要求改善。10 居民的反馈反过来为政府改善治理水平提供更大的激励与外部压力，使之提高治理水平，为居民带来幸福感。以上三方面都有助于帮助政府变得更加负责和提升响应速度，促使公民的整体幸福感水平提高。

然而，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任何水平的社会治理都会与居民的幸福感相关吗？根据认知激活理论，11 个体应激情绪和行为与其期望密切相关，期望会对外部环境刺激起到评估与过滤作用，即当外部刺激满足个体心理期望时才能产生作用。因此，只有社会治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因为社会治理环境作为外部刺激，只有其水平达到居民心理期望时才会促使居民产生积极的应激心理情绪。当社会治理水平较低时，其并不能达到居民的期望，从而不会对居民起到唤醒的作用，居民同样不会产生应激情绪。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社会治理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存在门槛效应，即当社会治理水平较低时，其不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促进作用;当社会治理水平超过一定程度时，居民幸福感才会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而提高。

2.身份的调节作用

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治理水平的效用还取决于居民收入情况，如宾吉卡娃等研究发现，中高收入国家的幸福感随着政府机构的治理水平的提升而提高。在中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异一直存在，1 城市居民的收入往往要比农村居民收入高很多。2 因此，本研究认为，居民身份的不同（城市或农村）可能会导致社会治理水平对幸福感的作用存在差异。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指出，当低层次需求被满足时，个体会渴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被满足。城市居民有更健全的生活保障制度，3 更高的收入，4 基本的生理需求已经满足，会关注更高层次的需求。而良好的社会治理水平往往意味着社会的安全与互相尊重，5对良好社会治理水平的需求代表着更高的心理层次的要求。因此，城市居民对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更关注，对社会治理的变化这一外部刺激也更为敏感，即只要社会治理水平发生变化，其可能会有相应的感知。根据认知激活理论，6 这一感知会促进其心理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城市居民中，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其幸福感也会提升。

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制相对不健全，7 经济收入相对落后，8 与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9 因此，农村居民现阶段更多关注的还是如何提高经济收入，以保障基本生活，而对于更高层次的需求关注较少。因此，满足农村更高层次需求的社会治理水平需要更大的刺激（更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才能引起其注意。只有社会治理水平达到足够的“预期”时，才能唤醒农村居民心理的变化。本研究认为，社会治理水平对幸福感的门槛效应在农村居民群体中仍然存在。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居民身份调节社会治理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会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而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在社会治理水平超过一定程度时才会随其提升而提高。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1.数据

笔者采用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执行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来检验本研究的假设，CGSS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全国城乡居民进行调查，是国内最早的综合性社会调查。该调查目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为2015年的调查数据，即 CGSS 2015，在最新版的数据中包括六个模块（核心模块、十年回顾、EASS模块、ISSP模块、能源模块、法制模块），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和因变量来自核心模块、自变量来自法制模块。根据研究内容，本研究采用核心模块和法制模块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经过数据配对、刪除缺失值等过程，共获得有效数据3255个，其中城市样本1970个，农村样本1285个。

2.变量

（1）自变量：社会治理水平。本研究聚焦社会治理水平的传递质量，即政府依法提供公共服务时的效率和质量。在 CGSS 2015 的调查中，社会治理水平采用对国内行政职能部门依法办事水平进行的调查。通过“您认为在以下各方面社会治理工作中，依法办事的水平如何”进行提问，并让参与调查的居民就“环境污染的治理”“城市建设的治理”“道路交通的治理”“社会治安的治理”“食品安全的治理”“市场秩序的治理”六个方面进行评价，采用5点量表法进行计分（1=非常低，2=比较低，3=一般，4=比较高，5=非常高）。这六个方面的Cronbach Alpha 系数为0.84，说明该测量工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2）因变量：幸福感。根据文霍文（Veenhoven）1 对幸福感的界定，本研究将是否幸福定义为个人对其整体生活质量的评价程度，换言之，其是个人对自己有多喜欢现在生活的评价。在CGSS 2015的调查中，通过单一问题“总体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测量居民的幸福感，采用5点量表法进行计分（1=非常不幸福，2=比较不幸福，3=说不上幸福不幸福，4=比较幸福，5=非常幸福）。

（3）控制变量。本研究还对一些可能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变量进行控制。有学者研究发现，居民的幸福感在性别、2 年龄、3 婚姻状况、4 教育程度5 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在分析时对这些居民的个体特征进行控制。此外，本研究还对家庭收入情况进行控制，因为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Blanchflower and Oswald）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水平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6 控制变量的具体测量方式见表1中的描述性分析，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婚姻状况是类别变量，在分析时本研究将婚姻状况设置成哑变量。

3.方法

首先，本研究在检验社会治理水平的主效应作用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检验。回归方程如下：

[幸福感=β0+β1i控制变量+β2社会治理水平+β3社会治理水平平方+ε]

同时本研究采用艾肯（Aiken）等7提出的检验方法和步骤进行检验，对该回归曲线的斜率进行分析，以检验其门槛效应是否存在。

其次，在检验身份的调节作用时，本研究首先将总体样本分成城市居民样本与农村居民样本两个子样本，再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与斜率检验，具体过程与总体样本分析过程相同。

四、实证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1和表2分别是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表2的相关分析初步表明社会治理水平与居民幸福感呈正向相关关系（r = 0.10，p<0.001）。这说明整体而言，社会治理水平可以促进居民幸福感，但是否如本研究假设所有预期，还需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2.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STATA 14.0 对CGSS 2015数据展开分析，以检验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根据艾肯和韦斯特（West）的研究建议，1 为了排除共线性，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本研究对自变量（社会治理水平）进行中心化，在中心化的基础上形成社会治理水平的平方项。

为了检验假设1，即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对居民幸福感的门槛效应，本研究首先采用层次回归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模型1分析了控制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教育程度越高居民幸福感越高（β=0.07，p<0.001），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居民幸福感越强（β=0.28，p<0.001）;并没有发现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居民幸福感存在差异（β=0.03，p>0.05;β=0.04，p>0.05）。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把社会治理水平纳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显示，社会治理水平与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相关关系（β=0.10，p<0.001）。总体而言，这说明社会治理水平能促进居民幸福感。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将社会治理平方项纳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显示，社会治理平方项与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相关关系（β = 0.04，p < 0.05），这说明社会治理水平与幸福感存在比线性关系更为复杂的曲线关系。

为了清晰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根据回归系数采用STATA 14.0 画出两者之间的关系趋势图（图1）。图1中黑体实线显示，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居民幸福感也在提升，但该提升效果是否显著仍需进一步检验。为了检验社会治理水平对居民幸福感促进作用是否显著，本研究对两者之间曲线关系的斜率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当社会治理水平在-2SD时，社会治理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不显著（β = 0.002，p > 0.05），只有当社会治理水平上升到门槛值 -0.66 时（虚线位置），社会治理水平对居民的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才转变为显著，这说明在 [-2SD，-0.66] 区间，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居民幸福感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在超过门槛值后，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增加，居民幸福感也提升，在-SD、0、SD、2SD 位置时，社会治理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正向显著（β = 0.066，p < 0.05;β = 0.130，p < 0.001;β = 0.194，p < 0.001;β = 0.258，p < 0.001）。综合以上分析，在-2SD至-0.66区间内，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居民幸福感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而在 -0.66至2SD区间内，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提升，假设1得到支持。

为了检验假设2，本研究将总体样本分成城市居民样本和农村居民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本研究首先对城市样本进行分析，分析过程与总体样本分析过程一致。模型4 是城市样本中控制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与总体样本保持一致，即在城市样本中同样发现教育程度越高，居民幸福感越高（β=0.07，p<0.001），家庭經济状况越好，居民幸福感也越强（β=0.26，p<0.001）;并且，在城市样本中同样没有发现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居民幸福感存在差异（β=0.02，p>0.05;β=0.03，p>0.05）。模型5是在模型4的基础上，检验城市样本中社会治理水平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治理水平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正向相关关系（β=0.11，p<0.001）。总体而言，这说明社会治理水平会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模型6是在模型5的基础上将社会治理平方项纳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显示，社会治理水平平方项与城市居民幸福感正向相关关系不显著（β=0.03，p>0.05），这说明社会治理水平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只存在正向线性相关关系，即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也提升。

其次，本研究对农村样本进行分析，分析过程同样与总体样本分析过程一致。模型7 是农村样本中控制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与总体样本、城市样本存在差异。在总体样本中，本研究发现学历越高幸福感也越高，然而农村居民样本的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现教育程度会给农村居民带来更高的幸福感（β=0.02，p>0.05）。农村样本同样发现不同家庭经济条件会带来不同幸福感（β=0.32，p<0.05），性别和年龄与幸福感不存在相关性（β=0.04，p>0.05;β=0.04，p>0.05）。模型8 是在模型7的基础上，把社会治理水平纳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显示，社会治理水平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相关关系（β=0.10，p< 0.001）。总体而言，这说明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同样能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模型9是在模型8的基础上将社会治理平方项纳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显示，社会治理水平平方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相关关系（β=0.07，p<0.05），这说明社会治理水平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比线性关系更为复杂的曲线关系，假设2得到初步支持。

为了清晰化显示不同居民身份情况下社会治理水平对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本研究根据回归系数画出关系图（见图2）。图2显示，社会治理水平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正向线性促进作用，而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曲线作用。为了检验社会治理水平在促进农村幸福感时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研究同样对这一曲线进行斜率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当社会治理水平位于-2SD至-SD区间时，社会治理水平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不显著（β=-0.079，p>0.05;β=0.010，p>0.05）;只有当社会治理水平上升到门槛值-0.18时（虚线位置），社会治理水平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才转变为正向显著。这说明在-2SD至-0.18区间内，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居民幸福感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在超过这一门槛值后，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增加，居民幸福感也提升，在0、SD、2SD位置时，社会治理水平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正向显著（β=0.100，p<0.01;β=0.190，p<0.01;β=0.279，p<0.01）。综合以上分析，在-2SD至-0.18区间内，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而在-0.18至2SD区间内，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提升，假设2得到支持。

五、启示

本研究采用CGSS 2015 数据检验了社会治理水平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居民身份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主要有以下两点管理启示。

第一，应加快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只有超过一定水平才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促进作用。因此，政府要推进社会治理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第二，应分配资源优化农村社会治理环境，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研究发现，社会治理水平在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方面仍然存在门槛效应。这一发现表明，不能只重视城市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优化与建设，为了增加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同时为农村社会治理分配更多的资源，以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CGSS 2015， this study tests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social governance on citizen happines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itizen identity on this threshold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cial governance is unrelated to citizen happiness when social governance is below a moderate level （i.e.， a threshold）. Above this threshold， increased social governance is related to higher citizen happiness. This study furtherly finds that this threshold effect of social governance still exists in rural citizens， and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social governance on happiness disappears in urban citizens.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 for government practice on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social governance， threshold effect， citizen happiness， citizen identity

（責任编辑：知  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