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桂玲，邓宗极

(东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

明清京作雕饰家具承载着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技术等时代发展背景，雕饰是其主要装饰。明清京作雕饰家具上承宋元家具形式，在明、清两朝宫廷家具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清初又融入满族传统家具型制与审美，属中国硬木家具三大流派之一。明清京作雕饰家具虽一脉相承，但不同时期却呈现不同风貌。清式京作家具在继承明式京作家具基础上，纳入满族传统家具特点与类型，吸收“苏作”与“广作”家具部分工艺做法[1]，结合时代工艺技术背景，形成与明式家具迥异的艺术形式。明清家具研究大多以“明式”与“清式”两时期家具的历史时间节点为分水岭进行研究，或以京作、苏作、广作等地域分类进行研究，较少进行一脉相承的演变流程研究。因此，有必要从传承与演变视角分析明清京作雕饰家具产生的深层次根源。

1 明清京作雕饰家具整体艺术特征

1.1 明式京作雕饰家具整体艺术特征

明式家具指明中期到清初时期的硬木家具[2]，明（1368-1644年）初宫廷家具颇具宋元遗风，家具品类、造型、装饰等较前朝无显著变化。从15世纪明朝中期开始，明式家具逐步形成显著艺术特征，明式京作家具雕饰与结构巧妙结合，在尊重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施以符合时代审美和工艺的装饰，注重美化加工各部分构件，侧重于强化整体线条形象，以浮雕“线脚”为主要造型装饰，对家具主体进行烘托、装饰、强化。

1.1.1 雕饰与结构相结合

明式京作家具雕饰与结构相结合显著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家具横向与纵向构件支架结合处常施以造型多样的牙头、牙条，这些牙头、牙条造型优美流畅、圆婉合度、弧线柔和却有弹性、直线挺秀，不仅起到极佳装饰效果，在结构强度上亦起到优异的加固作用[3]。牙头常见造型有祥云、弓背、棂格、托角等，牙条常见造型有齐牙条、壶门牙条等。第二，在各类家具构件围合成的边框间，常施造型洗练、流畅婉转的各种劵口，如壶门、海棠、直条、椭圆等形式[4]。这些券口造型洗练灵动，其上常起阳线、打洼、雕饰。第三，在高型桌案侧立面双腿之间常施以细木攒接的棂格或透雕件用作挡板，常见形式有灵芝挡板、灯笼挡板等，这些挡板在丰富家具形体虚实变化的同时，对结构稳定起到极好的加固作用。

1.1.2 雕饰主题和谐统一

雕饰主题和谐统一是明式京作家具的典型特点。明式京作家具不同部位雕饰元素大多相同或相近。雕饰元素相同的家具，一般会通过雕饰元素的组合与分解进行变化，以丰富视觉效果。雕饰元素相近者大致可分两种处理手法。第一种，家具不同位置雕饰元素虽有区别，但整件家具雕饰元素形态之间密切关联。如图1所示，黄花梨圆背交椅，雕饰元素采用卷草、螭龙、“寿”字进行抽象变形，纹饰整体雕饰优美新颖，卷草圆婉有致，螭龙动物形态全无，形态与卷草近似，图案造型以统一的曲线为主。靠背板上段开光内雕饰图案系双螭纹变出，形象近似卷草。三段式的靠背板中段雕饰图案化处理的“寿”字，是为一鼎三足[5]，两螭分别布于鼎的上下两方相互顾盼，下卧一螭翘首欲跃，图案上下左右均不对称，取平衡之美，新颖脱俗。

图1 圆背交椅

明式京作家具雕饰元素紧密围绕装饰主题，通过雕饰元素形态或文化关联巧妙衔接，以雕饰元素形态大小、曲直、疏密和面积对比，形成一个主题突出、层次丰富的整体。明式京作雕饰家具与其所在室内空间的其它家具雕饰通常也存在纹饰主题的统一性和层次性[6]。

1.1.3 金属饰件雕饰精美

明式京作雕饰家具的金属饰件常出现于箱柜等储藏类家具，囊括吊牌、包角、合页、锁片、面叶、足套等形式[4]，多以白铜制作，色泽温润柔和。明式京作家具金属饰件造型考究，其上常浮雕或镂刻各种寓意深刻的精美纹饰，如图2a所示铜饰上雕饰缠枝莲又名“万寿藤”，因造型结构连绵不断，又有“生生不息”的寓意。缠枝莲纹饰采用一种藤蔓类的卷草抽象提炼而成，形态婉转、优美，这种纹饰起源于汉，在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家具、瓷器、织物上被广泛应用；图2b所示为四出云头面叶、双鱼吊牌，面叶上雕饰缠枝莲，双鱼吊牌采用透雕工艺，雕饰细腻、线条流畅、寓意双鱼吉庆。金属饰件亦常出现在交椅、灯架等特殊品类家具的结构连接处用以加固结构，装饰与功能兼备。交椅由于其独特的折叠结构需金属件特殊加固，如图1所示，金属饰件较宽者雕饰缠枝莲、较窄者雕饰香草纹，脚踏板镂雕古钱纹饰以铁帽钉固定，雕琢华美的金属饰件与黄花梨的天然温润相映成趣[5]。如图2c所示，黄铜金属件作为灯架底座部位的加固件，其上浮雕水纹，水纹也称涡旋纹，有多种造型，寓意永恒、智慧，是我国古典传统吉祥图案之一。图2c所示中的水纹格律化处理、布局严谨、雕饰精美。

图2 金属雕饰件

1.2 清式京作雕饰家具整体艺术特征

清式京作雕饰家具指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间宫廷与贵族使用的硬木家具，不包括北京地区的普通柴木家具。清朝（1636-1912年），初期建都沈阳，顺治迁都北京[7]，其早期家具承袭明式家具做法，但统治者把满族家具品类与审美纳入清式京作家具体系。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历史遗存家具中，可见顺治入关前其宫廷家具风貌，雕饰面积很大、雕饰图案具象化。此外沈阳故宫遗存的宝座、太师椅等家具品类在清式京作雕饰家具中出现频率较高，成为清式家具重要类型。

清初顺治时期属明式家具到清式家具发展过渡期，这一时期的清式京作雕饰家具既有明式家具的整体造型特征又有满族传统家具雕饰特点，如图3所示，清早期紫檀灵芝纹画案，其通体造型简洁、流畅，颇具明式家具风韵，但画案台面下雕饰满眼的灵芝纹又与沈阳故宫博物院满清入关前雕饰家具面积近似。清前期工艺美术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之雍正与乾隆时期清式京作雕饰家具又吸收部分“广作”与“苏作”家具经典做法，这些因素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共同铸就品类丰富、奢华靡丽、千文万华、意蕴深远的清式京作雕饰家具[8-9]。

图3 灵芝纹画案

1.2.1 雕饰与结构分化

清式京作家具雕饰呈现出更强装饰性，且装饰与结构关联极少，同明式京作家具装饰与结构并重相比，清式京作家具雕饰与结构呈现分化。清式京作家具雕饰常出现于柜门、靠背板、屉面板等家具正立面，一些架格、案、箱、柜等家具侧立面也可见。清式京作家具雕饰分布位置与明式家具雕饰常出现于结构交角处迥异。如图4所示，宝座靠背部位镶嵌虽有雕饰，但靠背板系一体化整板，不可体现雕饰与结构结合。

图4 宝座

1.2.2 雕饰与镶嵌相结合

与明式京作雕饰家具简约舒朗注重钟灵毓秀的天然之美相比，清式京作雕饰家具更注重人工雕琢之美。清式京作家具雕刻与镶嵌技艺达到历史巅峰，雕饰除常规浮雕、透雕外，漆雕也成为重要形式。漆雕亦称剔犀，需在家具表面多次涂刷色漆，逐层累积达到一定厚度然后在上雕饰，形成层次分明、生动立体的雕饰图案。其中底漆为红色者称剔红，为黑色者称剔黑，两种以上色漆者称剔彩[10]。

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皇城，达官富豪云集，财力雄厚，加之工艺美术高度发达、统治阶层审美取向影响，共同导致镶嵌艺术在清式京作家具雕饰上大放异彩。清式京作家具镶嵌包括嵌丝珐琅、嵌瓷、嵌石、嵌象牙、嵌螺钿等，用材多样、琳琅满目，其中以百宝嵌尤为精美。清式京作雕饰家具用材以坚硬致密、色调深沉、纹理纤细的紫檀为主[11]，施以流光溢彩的珊瑚、翡翠、象牙、珍珠、玛瑙、和田玉等构成图案，天然宝石之上再施浮雕，这些镶嵌物与紫檀互相映衬富丽堂皇，呈现出整顿、艳丽、精致之美（图4）。

清式京作雕饰家具多以黄铜为金属饰件，金属饰件在工艺技法上与明式京作家具区别不大。少数清式京作雕饰家具金属饰件面积较大，注重凸显其视觉装饰效果，尤其是交椅经常出现大面积金属饰件装饰。

1.3 明清京作家具造型注重对称与均衡

对称与均衡是明清京作家具造型与雕饰的显著特征，亦是雕饰元素在家具中的主要分布规律，明清两式京作雕饰家具在这方面是高度一致的。对称是以家具中心为基准轴线，可分为轴对称与中心对称，但是轴对称造型居多，中心对称一般用于三腿杌凳、三腿灯架、五腿盆架、五腿香几等不规则家具。均衡是指单体家具各部位构件体量形态不对称，但视觉上达到稳定均衡，这种情况在明清京作雕饰家具中极少见，但雕饰图案应用均衡者较多。如图5所示，嵌瓷花卉纹柜，这类家具雕饰图案元素、形态、体量、排列甚至用材不完全一致，呈现异形、异量特点，但视觉上达到平衡。

图5 嵌瓷柜

1.4 明清京作家具用材考究

明式京作雕饰家具用材以黄花梨为代表性用材，色泽橙黄闪光，纹理流畅雅致[12]。紫檀木、乌木、铁力木、鸡翅木、樱木、黄杨等出现频率较高，铁力木、紫檀等因材性极佳也常用做明式京作雕饰家具主材。樱木常用于靠背板、桌面等处。黄杨与黄花梨都呈黄色，但色泽深浅、纹理不同，在明式京作雕饰家具中常可见黄杨用于黄花梨家具的小面积装饰，两种木材统一为黄色调，但色泽、纹理、质感有所变化，两者映衬成趣，具有极佳的艺术价值。

紫檀密度高、质地硬、色深沉，黑里透红，有蟹爪纹[4]，打磨抛光后质感与光泽度尤佳，是清中前期家具代表性用材，其色泽沉稳与这一时期家具丰富多彩的镶嵌与雕饰形成鲜明色彩对比，深沉的紫檀点缀上璀璨绚丽的各色天然彩宝相映生辉。清式京作家具用材以紫檀为代表，其材型与材性完美诠释了这一时期家具的文化属性。清乾隆后期由于紫檀匮乏，红木开始作为代表性用材[13]，开始了清代家具发展的新阶段，家具整体呈现雕饰题材世俗、雕饰繁冗的特点，这一阶段被排除在明清京作雕饰家具范畴之外。在明清京作雕饰家具发展历程中楠木、榉木、樟木、榆木、桃木等优质柴木皆可见。

2 明清京作雕饰家具艺术特征演变

2.1 明清京作雕饰家具装饰图案演变特点

明式京作雕饰家具图案具有继承性与抽象性，其雕饰以小面积浮雕、透雕与线脚装饰为主，虽出现通体雕饰家具，但因特定时代审美没有成为主流。在雕饰题材上明式京作家具雕饰以古朴的龙凤、简洁的几何纹和植物花草为主，体现出对前朝图案的继承性，如祥云、卷草、草龙、夔龙、饕餮、海棠、灵芝等，这些题材在前朝及同时期瓷器、织物、漆器中常可见类似造型。明式京作雕饰家具常用含蓄隽逸，寓意吉祥的抽象图案装饰，如方胜、曲尺、冰裂、祥云、风车、如意、连环、柿蒂、万字等[14]，这些文化积淀深沉的纹饰在明式家具极简造型中起到重要视觉装饰，同时，极大丰富了家具内涵。明式京作家具雕饰题材中所用植物纹样多于动物纹样，且雕饰艺术中呈现的动物形象常被弱化呈现出较强植物特点，明清京作家具龙纹雕饰出现频率较高，但明式京作雕饰家具龙头小、脖子细、尾部多衍化为卷草，各种龙纹经简化与抽象处理后甚至很难看出具体物像[15]，这些纹饰在视觉形态上与家具整体达到高度和谐。

清式京作家具雕饰纹样倾向具象化与生活化。绚丽华美是清式京作雕饰家具典型特征，其雕饰图案也凸显了该特点。清式京作家具雕饰题材在前朝基础上得到极大拓展，山水、风景、人物、动植物等都有应用，造型较写实、生活场景常出现，与明式京作家具雕饰相比趋于具象化、生活化，如图5所示紫檀嵌瓷花卉纹柜，红花绿叶、鸟雀蝴蝶跃然枝上栩栩如生。清中期商周青铜图案也被应用于家具雕饰，如蝉纹、古币绳纹、葫芦万代等。清后期红木家具雕饰常取几种物品谐音组成吉祥寓意，如“年年有余、双鱼吉庆、凤穿牡丹、花开富贵、指日高升、明暗八仙、五福捧寿、二龙戏珠”等。清式京作家具雕饰题材呈现出使用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财富、权利的炫耀[9]，但不及明式京作雕饰家具注重题材的生动贴切。

2.2 明清京作雕饰家具构图演变特点

构图是明清京作雕饰家具组织雕饰题材、分布雕饰元素、美化家具构件的造型手法。明式京作家具雕刻构图一般根据不同纹样形象和装饰部位，采用不同图案构成，雕饰构图舒朗简逸，结合温润优雅的材质和流畅多变的线脚，家具大面积素面，给观者留下回味空间。明式京作家具雕饰构图多以线为造型手段，并结合小面积雕饰，雕饰语言呈“线”化，如图1、图6所示。

图6 明式椅类靠背板

清式京作家具雕饰常用组合元素，如图5所示，雕饰图案以花、鸟、蝴蝶等组合。清式京作家具雕饰图案常可见山水、树木、人物、舟车、花卉等生活场景的组合。清式京作家具雕饰常根据家具装饰界面形状，顺形加形进行适合纹样的组合构图，并利用题材元素的组合变化，结合浅浮雕、透雕等技法变化，取得丰富多变的视觉层次。

2.3 明清京作雕饰家具装饰部位演变特点

明清京作家具雕饰位置不同，但雕饰程式化。明式京作家具雕饰多位于结构转折处，以“线”为雕饰语言，饰面较小，是雕饰文化时代性和地域性的显性表现。明式京作家具雕饰常出现于家具视觉中心处，如牙头、牙条、椅背等处。例如明式家具椅类背板作为椅子的视觉中心常常重点处理，多以雕饰单板或采用三段式短板攒成，如图6c、图6d中三段式攒成的靠背板，中段面积较大，常嵌板楠木樱子或理石；上段常施以浮雕、透雕等几何纹饰或植物纹饰，且图案整体形态多呈“心”形，如图6a、图6b、图6c、图6d所示；下段常漏空亮脚或素面，雅致灵动，秉承明式京作家具纯正质朴、简洁明快的特征。明式京作家具腿足雕饰一般较简，且雕饰多位于足端，但炕桌类家具足部雕饰大多较精细。

清式京作家具雕饰多位于家具正立面及侧立面，雕饰呈“面”化分布，多数家具雕饰达到家具整体面积百分之五十左右，部分家具雕饰面积可达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左右[5]，且雕饰较深，雕饰载体不再局限于明式家具的木材与金属饰件，开始在漆器、玉石等载体上雕饰（图4）。清式京作家具常用简约的浅浮雕烘托镶嵌雕饰主题，如图5所示，紫檀嵌瓷柜，正立面柜体浅雕二方连续几何纹样以烘托柜门等视觉中心的瓷板；侧板深浮雕，半立体瓷雕花儿色彩明艳，在精雕细刻紫檀木的衬托下装饰效果强烈。

总体而言，明清京作雕饰家具呈现显著由简入繁趋向。明式京作家具雕饰一般面积较小，且与结构紧密结合。清式京作家具雕饰面积较大，且多与结构无关。

3 明清京作家具雕饰艺术演变根源

3.1 建屋造园对家具发展的带动

明嘉庆以后，经济高速发展，各地民居、园林得到迅猛发展，民居、园林在数量、规模、质量等层面快速提高。这一时期商贾贵族不仅重视房屋建造，也把园林作为住宅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民居体系，这些房屋与亭台馆榭内均需布置各类家具，极大带动了家具业的发展。而且大量文人、士大夫参与到住宅、园林及家具的设计，这一群体在文艺、美学等方面的造诣促进了民居、园林和家具的发展。

3.2 海外优质硬木的输入

明代外贸发达，清代海禁开放，因此，明清两代均有大量黄花梨、紫檀、鸡翅木、乌木、红木、楠木等优质硬木从南洋输入。这些硬木力学性能佳、色泽雅致、纹理优美，是明清京作雕饰家具物化的完美载体，其卓越的材性为明清两代工匠才智技艺的发挥提供了极大可能。这些硬木在制作家具时可以体量较小的构件满足相应结构力学需求，铸就了明式家具造型的秀雅灵动；其不易开裂变形的优势又为清式家具大面积雕饰、镶嵌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

3.3 皇室贵族审美取向的影响

明清京作雕饰家具皆在宫廷家具基础上形成，明清两代皇室贵族审美引导了雕饰演变。明代皇室贵族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也反射与折射到其家具制作，其家具体系呈现出简、秀、精、雅的特质。清代皇室来自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半农耕半渔猎文化的滋养与萨满文化的影响，形成满族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信仰与起居方式。顺治帝入关后，清室皇族作为统治阶级具有极其独特的政治优势，其民族文化与审美也迅速渗透到清式京作雕饰家具，直接导致清式家具雕饰体系中呈现出鲜明的满族传统家具类型与雕饰特点。

清盛世时期，雍正、乾隆二位帝王受汉文化的影响偏好博古题材，这种个人偏好直接反射到清式京作雕饰家具制作，因而，商周时期古拙抽象的青铜纹样大量出现在清式京作雕饰家具中，如夔纹、饕餮纹、雷纹、螭纹等。乾隆时期西方巴洛克与洛可可艺术进入中国，且颇受乾隆帝喜爱，清中后期部分京作家具雕饰反映出这种倾向。纵观明清京作雕饰家具发展脉络，在其发展历程中家具雕饰风格演变均由皇室贵族引领，进而引起达官富商的借鉴与模仿。

3.4 工艺美术的繁荣与专业书籍的指导

明代午荣汇编书籍《鲁班经》，包含建筑与家具两部分[16-17]，其家具部分对选材、类型、榫卯、尺度、花式线脚等制造经验进行了极其详尽的经验总结，对明清京作雕饰家具发展起到重要理论指导。漆工黄成于明代隆庆年间编撰《髹饰录》一书，书中详尽论述了漆的分类、工艺、特点、用途等，是第一部研究中国漆艺的专业著作[18]。明末书画家文震亨编撰的《长物志》一书，书中对椅凳、箱柜、床榻、屏风等家具式样及用材进行了评价[19]。这类专业著作的出现，从理论体系上指导了明清京作雕饰家具的设计制作，影响力极大，突破了木工传统发展历程中小作坊式师徒口口相传模式的局限性，这也促进了明中期北京、宁波、苏州、广州等地形成较大规模的家具制作中心，大力助推了明清家具发展，在中国家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20-21]。

4 结语

明清京作雕饰家具虽一脉相承但风格迥异、各领风骚。明清京作雕饰家具承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时段呈现不同风貌，承载着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工艺技术等背景信息，具有重要价值。明清京作雕饰家具诠释的审美与技艺是民族瑰宝，对其雕饰艺术的研究不仅对当代技艺传承具有积极理论意义，亦可抛砖引玉促进明清京作雕饰家具在现代技术与生产工艺下的活化与传承。明清京作家具所用木材在时代发展的今天价格普遍高昂，寻求不同性价比的物化载体与适应时代审美的造型语言，使其适应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