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恒

秦汉军国体制，对基层的信息掌控可以达到惊人的程度，很早就实现了令人称羡的“数目字管理”

从费孝通到温铁军的诸多学者，一直以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县城以外的乡村是由宗族和乡绅自治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但这种图景，一方面只是明清时期的部分区域，另一方面是比较晚近，而早期郡县制时代的情况完全不同：典型的秦汉社会是皇权下县的，一竿子捅到每家每户门口进行“数目字管理”。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这种秦汉体制的国家基层有众多的吏员，百石俸禄以下的有斗食、佐史之类的少吏。十里一亭，有亭长和亭卒，县以下有乡，有乡啬夫、乡佐、有秩、游徼、里正、三老等诸多乡吏。《汉书·食货志》记载，这种体制下，五家被按照军事体制编制为伍邻，五个邻构成一个里，里作为定居点，修建有围墙和大门，每天早上里长坐在大门右边，伍长坐在大门左边监督农民出门劳作，晚上必须背负砍的柴火才允许进来。出土汉初法律竹简《二年律令·户律》也规定，“居处相察，出入相司”，让农民集体劳作，互相监督，小吏“田典”负责掌管里门的钥匙，“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基层组织非常类似军营，而不是我们熟悉的“乡绅自治”画面。

这一体制下的管制事无巨细，吏员众多，里耶秦简《迁陵吏志》中，这个只有三个乡的边远小县，居然有吏员“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官啬夫十人”“校长六人”“官佐五十三人”“牢监一人”“仓吏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