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沐旋

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张生、崔莺莺的情恋不断调整。其间，恩情的成分逐步削减，爱情的元素渐趋强化，最终实现了“西厢”情恋的圆满建构。这种静态文本中体现的情恋的动态变化，与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时移境迁的婚恋观念、作者自身的写作观念是分不开的，本文试从《西厢》系列作品中恩、情消长的动态变化入手，浅析崔张二人情恋之构建。

一、 《莺莺传》：重恩而轻情

在元稹所著的《莺莺传》中，崔张初次见面始于一场答谢宴，张生于崔氏有解围之恩，老夫人饰馔谢恩，并要求莺莺出面拜谢。初时莺莺顾念男女之防辞之以疾，待到郑氏以“保命之恩”相迫，才“常服睟容”出席。相见伊始，崔张关系便有一层“恩情”的封印笼罩，并为之后爱情的发展铺垫了伏笔，寓意崔张二人在爱情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之后，张生以红娘为纽带，与莺莺私会，莺莺却表示“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初时莺莺还能牢记礼教之防辨清张生之举不过是“以乱易乱”，盼其能“以礼自持，无及于乱”。一旦张生因求爱不成而绝望患病，“报恩”思想便会引导莺莺违背礼教，为救赎恩人而作出“自荐枕席”之举。

传统观念认为，元稹笔下的崔莺莺被出身和教养赋予了其矛盾的思想和性格，对于爱情的渴望大过了礼教的约束，因而才能不顾封建旧俗与张生结合。笔者则持有另一种想法，崔张恋情还存在另外一种情感起点，即最初母亲那一句“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是莺莺心头一把永远的枷锁，这份报恩思想内贮心间并不断发酵，是她自荐枕席的重要推力。反观张生，作为恋情的发起者也是终结者，他因为有恩于崔氏，从头到尾都占据着道德的高地，以至于无论是“始乱之”还是“终弃之”都心安理得。

在《莺莺传》所建构的情恋关系中，爱情并不是纯粹的相互吸引，而是世俗羁绊的衍生品。崔张二人感情的开始是因为一份活命之恩，这份恩德从始至终都笼罩着这段感情。也因为这份恩情，莺莺甘愿委身于张生，而张生抛弃莺莺也毫不愧疚，二人之间真正的爱恋情愫其实十分稀薄，作者对故事的描绘可谓重恩而轻情。

二、 《西厢记诸宫调》：恩与情并举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一改始乱终弃的凄凄结局，改设“君瑞、莺莺美满团圆，还都上任”的美满结果，与此相关的爱情则是张生、莺莺相互吸引的产物。“董西厢”中对于“情”的看重与增写，主要体现在改动了两人初见的场景，并增加了崔张三次酬诗的情节。张崔二人初见，张生便将莺莺视作自己“五百年前疾憎的冤家”，埋下了对莺莺志在必得的伏笔，两人之间也有了眼神的互动，为今后的姻缘做了铺垫。之后，“拜月”“琴挑”“荐席”三次传诗更为直观，莺莺被张生的不懈追求所感动，产生了“见生敷扬己志，窃慕于己，心虽匪石，不无一动”的心理活动，从而也给予了张生正面积极的回应，由此可以印证莺莺与张生的感情是二人惺惺相惜、共同努力的产物。

较之《莺莺传》突兀的情恋，“董西厢”的爱情故事更为自然，但不容忽略的是男女主人公的恋情仍然存在一定的“报恩”思想，文中末段“方表才子施恩，足见佳人报德”可见一斑。作品中的恩情思想还有两处表现：一是处理“救寺”这一情节时，张生解普救寺之围显得十分功利，并非心怀仁义，而是以此为筹码变向要挟夫人报恩嫁女;二是老夫人从始至终同意嫁女都是因為张生于崔家有恩，不论是毁约筵席上提出的“谩塞重恩”，还是最终同意嫁女时对张生所说“今日以莺莺，酬贤救命恩”，左右逃不过“报恩”二字;三是莺莺自身也仍存在报恩的心态，与张生私会时也不忘“谊深恩重若山海，不似寻常庶人般待”，虽然最终委身于张生，但是在情诗中也表明了“报德难从礼”的心意。对莺莺而言，张生不仅是情郎，也是恩人，最终两人的结合，是爱情与恩情共同的产物。

三、 《西厢记》：尊情而抑恩

王实甫《西厢记》积极继承、强化“董西厢”的重情思路，同时尽力消解其中的报恩思想。“王西厢”重设张生、崔莺莺的关系，二人既没有所谓的表亲关系，也没有救命之恩的牵绊，两人的感情是发自本能的真心相恋。同样是写佛殿上的一见钟情，王实甫着重描写了莺莺对张生回眸一笑，这一主动行为表明崔、张之恋完全是相互吸引，此与其他作品叙写张生的一厢情愿完全不同。同样是写“救寺”，但“王西厢”详写“酬韵”“闹斋”等情节，表现崔张二人暗通情愫，互晓心意。及至孙飞虎围攻佛寺、强娶莺莺时，张生的挺身相救是一种基于爱情的行为。所以在“王西厢”建构的情恋关系中，恩在很大程度上是情的结果，这与其他作品以恩求爱的行为截然相反。更为精妙的是，“王西厢”又设置了许多崔莺莺心态反复的情节，从这种小女儿心态的不断反复也可以看出，莺莺对于张生的活命之恩并不看重，只是纠结于情爱本身。总之，《西厢记》叙写的美满姻缘是以张生经历的多番磨难、莺莺的内心挣扎为基础的，唯其如此，作品建构的男女情恋才更为真实。

诚然，《西厢记》仍有一定的报恩情节，但这种报恩思想与爱情婚姻之间已经没有了必然的联系。老夫人承认张生有恩于崔家，但她只愿以金帛相酬，恩不能成为下嫁莺莺的条件。等到崔、张私定终身之事败露，老夫人也并未像“董西厢”那样因为张生有恩于崔氏就妥协，而是要求张生上京应试，得官之后才能与莺莺成亲。红娘也提及张生有恩于崔家，但她玉成美事的根本原因是崔、张之间的深厚情感，是高才书生和美貌小姐的自然结合：“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而非以情报恩的结合。以此而言，《西厢记》中的恩情只是爱情婚姻的契机而已，恩消情长之情恋至此得以完成。

结语

“西厢”故事中的恩、情消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报恩思想不断弱化，爱情成分不断凸显。从《莺莺传》的重恩轻情到《西厢记诸宫调》的恩、情并举，再到《西厢记》的尊情抑恩，“西厢”情恋至此完成构建。在此演变过程中，改变的是恩与情的此消彼长，不变的是崔、张二人的情感遭遇。这种动态的变化表现了“人”的觉醒与“情”的追求，标示着情恋观的历史嬗变与不断建构，也让《西厢记》成为世人百读不厌的经典。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总角草书又神速，世上儿子徒纷纷。骅骝作驹已汗血，鸷鸟举翮连青云。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只今年才十六七，射策君门期第一。旧穿杨叶真自知，暂蹶霜蹄未为失。偶然擢秀非难取，会是排风有毛质。汝身已见唾成珠，汝伯何由发如漆。春光澹沱秦东亭，渚蒲牙白水荇青。风吹客衣日杲杲，树搅离思花冥冥。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踯躅涕泪零。

（杜甫《醉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