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刘湘兰

联语，俗称“对联”。联语的应用范围极广，故有不少别称。比如，根据其所悬挂位置的不同，有门联、楹联、堂联之别;根据其施用的对象，又有婚联、寿联、挽联、贺联之称;而除夕用于辞旧迎新的对联，则称为“春联”。

联语始于民间用桃符驱鬼这一习俗。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的记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梁时荆楚之地流行于正月元日之时，家家户户“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也有人觉得画门神比较麻烦，于是直接用文字代替画像，如冯鉴《续事始》所载：“今之桃符……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字。”这便是联语的原始雏形。

现存最古的联语，可以上溯至敦煌遗书中S0610号所载岁日和立春所用“书门左右”的桃符题辞。这是否能算对联，学界有争议，但从其形态中可以窥见，所谓桃符题辞在唐代已经出现骈偶和对仗的书写形态。至五代时后蜀辛寅逊作、孟昶写于桃符上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宋人张唐英《蜀梼杌》原文本作“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工，昶命笔自题云”。嗣后《宋史》误作“非工”。同时期杨忆口述之《杨文公谈苑》“蜀中桃符”条亦载此事，谓“昶令学士作诗两句，写桃符上。寅逊题曰：‘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已经完全具备了后世联语基本的文体特征，即上下联的字数相等，词性相对，语法结构相同，上联仄起，下联平收，两联的意义也相互关联，可以说是一幅成熟的联语。

到了宋代，联语出现从民俗性文体向文人化文体拓展的趋势，文人创制联语的风气兴盛。宋人联语的运用很广泛，其功能多元化，完全超出避凶求福的传统范围，可以说无施不可，其形式也灵动多变。宋代联语不一定要刻写在桃木上，其驱鬼避邪的功能减弱，但宋人依然称联语为“桃符”。如苏东坡贬黄州时，除夕日访王文甫，王家“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少年欢”（张邦基《墨庄漫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又南宋楼钥“书桃符云：门前莫约频来客，坐上同观未见书”（王应麟撰、翁元圻注《困学纪闻注》第七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朱子语类》记载了朱熹所作联语，皆称之为“桃符”。如“先生书所居之桃符云：爱君希道泰，忧国愿年丰。书竹林精舍桃符云：道迷前圣统，朋误远方来”（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七）。朱熹晚年又为自己的沧洲精舍“书桃符曰：佩韦遵考训，诲木谨师传”（李幼武编《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二）。以上联语未必皆题写于桃木之上，其内容也与驱鬼避邪无关，虽也有吉语，但不乏自抒心志、寓意深远的作品，颇有教育意义。清人陈继昌注意到宋代联语的教育、劝世意义，在《楹联丛话序》中赞道：“楹帖肇自宋元，于斯为盛。片辞数语，著墨无多，而蔚然荟萃之余，足使忠孝廉节之悃，百世常新。庙堂瑰玮之观，千里如见，可箴可铭，不殊负笈趋庭也。”（《楹联丛话》）

明代以来，联语的应用场合增广，人们开始将联语称为“春联”、“对联”。梁章钜引《簪云楼杂说》中的记载，云：“‘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楹联丛话》）此文所载的春联也是在除旧迎新之元日，贴于门上，可见春联相当于宋代的桃符。不过，春联的出现更多是寓意喜庆吉祥，供人欣赏。现今，我们很难考证春联的兴起是否真是出于朱元璋的提倡，但可以肯定的是，春聯确实在明代得以兴盛。在新年来临之际，明代皇帝往往会下诏令大臣为宫中撰写春联。明人郭正域所撰的《合并黄离草》卷五搜集记录了许多春联，分别有“甲午元旦大内应制五字春联”、应制七字、九字、十一字春联。明清的春联，常写于红纸之上，以示喜庆。清人宝廷有诗云：“红笺处处写春联，戬谷迎祥粉壁悬。等是八旗旧门户，几家上月已过年。”又云：“春联红紫贴当门，犹有桃符古意存。陋巷阿谁书白纸，行人传说旧王孙。”（《偶斋诗草》外次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即是时人流行用红纸写春联的真实写照。若不是用于正月元日的联语，则称“对联”。明代端午节也有贴对联的习俗，明人敖文祯的《薜荔山房藏稿》卷五就收录了18联“端午节应制对联”，有五、七、九字联。“对联”也成为后世所有联语的俗称，一直沿用至今。

清人将联语总称为“楹联”。楹联极盛于清代，名家众出，艺术上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楹联内容无所不包，可言志，可抒情，可摹景，可怀古，可谓无所不可入楹联者。楼阁古迹、风景名胜，莫不有楹联增色，又与书法篆刻联姻，影响更大，成为集文学艺术、书法艺术、建筑艺术、园林艺术与人文景观于一身的综合艺术，有名胜处即有楹联，南往北来的观者众多，形成一种强烈的传播效果。这是其他文体所难以比肩的妙处。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将自宋代以来的联语分为10类，分别是“故事”“应制”“庙宇”“胜迹”“格言”“佳话”“挽词”“集句”“杂缀”，基本涵括了所有类型的联语。如明代一样，清代也有应制联语。梁章钜《楹联丛话》载：“楹联之为应制作者，昉于前明嘉靖时。……自康熙、乾隆年间，两次编辑《万寿盛典》皆有‘图绘一门，楹联附焉。而殿廷诸联尤足以铺鸿藻，申景铄，润色洪业，鼓吹承平。自有楹联以来，未有如此之盛者矣。”作为润色鸿业的殿廷联语，自然是大臣们的应制之作。自此，联语得以大盛。

联语是一种杂糅的文体。它是从对偶修辞发展而来的，又融合律诗、骈文乃至格言、清言等文体。自宋以来，联语的文体形态一直比较稳定。简而言之，联语是一种对语，分上、下联，两联的字数要相等，词性及语法结构要相同。联语也有平仄的要求，上联仄起，下联平收。联语严格的平仄对仗规则源于唐代律诗。唐宋的联语，近于律诗的“颔联（第二联）或“颈联”（第三联），张伯驹就认为“对联即律诗中之腹联也”（《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刘大白也认为“联语是律体的文字，是备具外形的律声的文字……所以它总不出诗篇底范围，可以说是诗篇底一种”（《白屋联话》，龚联寿主编《联话丛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不过，联语虽然只有两句，但其表现形态却较律诗要复杂。因为联语的篇幅可以由作者自由决定，实际上只有五字、七字联语与律诗的颔联、颈联最为接近。宋代以后，四六文盛，而明代则清言兴，这些都对联语艺术产生了影响。比如晚明屠隆的清言：“楼前桐叶，散为一院清阴;枕上鸟声，唤起半窗红日。”“茶熟香清，有客到门可喜;鸟啼花落，无人亦是悠然。”（《娑罗馆清言》，《丛书集成初编》第2986册）这些清言本身也像联语。清言与联语两种文体之间，应该有互相影响。明清联语在句式上得到解放，近乎骈文，不但远远超出五、七言，而且节奏多样化，收放自如，大大拓展了艺术表现的容量。明清以来，常见的联语有七字、九字、十一字联语，更有一些长联达几十字、数百字甚至上千字之多。如晚清学者顾复初为成都杜甫草堂正门撰写的对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蟠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每联有十七个字。又如清朝孙髯翁所作昆明滇池大观楼的长联共一百八十个字，人称“古今天下第一联”。另有清代张之洞《屈原庙湘妃祠联》共408字，清代潘炳烈《武昌黄鹤楼联》共350字，清代钟耘舫《江津临江城楼联》共1612字。联语也是骈语，长联尤近乎骈文，故也有学者将联语视为骈文之支流。梁启超就认为“楹联起自宋后，在骈俪文中，原不过附庸之附庸”（《痛苦的小玩意儿》，《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则专设一章，专论“骈文之支流余裔——联语”。

联语的文体特色是非常显著的，它是最能反映出汉语言文字特点的文体之一。中国古代文体大致是有明确的篇章结构的，而联语的文体特点就在于它是“语”，而不是“篇”，它只是断章之语，并不具备完整的篇章。它没有起承转合的结构，只靠两段相对而成的句子。它融合律诗、骈文以及格言等文体的特征，其文体风格精警而工巧。“精警”是指其立意之丰富深刻。如东林书院名垂千古的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它所彰显的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用世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国的士人。“工巧”是指在语言文字上运用之妙，如：山海关孟姜女庙的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它巧妙地利用汉语一字多音、多义和同音通假的特点。上联中的“朝”字，可理解为早上，读为“zhāo”;也可通“潮”，读“cháo”。下联中“长”字之意，可为经常，读“chánɡ”;也为浮云消长之长，读“zhǎnɡ”。这副对联可读为：“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浮云长，常常长，常长常消。”孟姜女庙复字联为人所熟知，但作者却未见记载。梁章钜《浪迹续谈》载“孙雨人学博《永嘉闻见录》云，江心寺外门旧有联云‘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旁署‘宋状元梅溪王十朋书题，余谓此巧实拙，断非梅溪手笔”，而闽县罗星塔亦“旧有七字联，不知何人所撰，其句云：‘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长消。”（《浪迹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可见这种假借多音字重复构成的联语，在民间流通已久。而通常所见对孟姜女庙复字联的介绍，往往将其系于明人徐渭之手，实际上是与四川长宁县朝云庙复字联“朝云朝，朝朝朝，朝朝朝退;长水长，长长长，长长长流”的传说相混淆，二者可能都是附会之说。《临榆县志》载孟姜女庙自始建以来经过多次重修，最近一次在1928年。检至1988年出版的《沂水文史资料》第四辑，所载宋学民《孟姜女庙联作者“无名氏”其人其事》一文回忆云：此联作者是沂水县塾师宋荆玉，其人于1922年到访山海关，将联语书于旅店壁上，后被人刻石立于孟姜女庙。综合这些资料，可以知见，孟姜女庙复字联很可能是民国时期，民间文人依据前代笔记所載进行加工创作的。

联句是从“对偶”方式发展而来的。对偶本是古代许多文体所共有的修辞方式，早在先秦时期就被广泛使用。魏晋以来文学批评，亦有所论及。《文心雕龙·丽辞》在讨论骈文时涉及对偶问题，谓：“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联语是律诗与骈文的近亲和连姻，它在文学史与文体史上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宋元以后，联语的文体特点和价值才渐为世人所认识，在各种书籍中得到载录。宋元时期的联语，多收录于诗话、笔记、小说和类书之中，如元代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后戊卷九“杂题门”即收入上流社会与民间社会三教九流各种场合的对联，相当有趣。如“眼科”的对联是“妙手扫开云雾翳，举头喜见日星明”，“帽行”的对联是“一举手中俱了当，万人头上着工夫”（刘应李辑《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70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但宋元文人别集中基本不录联语。明清时期，这一现象得到改变，文人别集中开始收录一些联语，如明代徐渭的《徐文长逸稿》就收入“对联灯谜诸作”，叶秉敬《叶子诗言志》收入“杂录对联偶语”，清代上官的《诚正斋集》、张贞生《王山遗响》、熊赐履《澡修堂集》都收入“联语”。明清时期，对联更加盛行，一些应用写作类书和民间日用类书亦收录联语，清代大型类书《文学典》收录《对偶部》，专门设立部类，正是在文体分类学上对当时流行的对联的肯定与反映。尽管如此，明清的文章总集对联语仍然不太重视。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等专注于文体辨析的总集，皆不收联语。可见相对其他文体，关于联语的理论探讨依然缺失。梁章钜对此种现象进行了驳正，言：“窃谓刘勰《文心》，实文话之托始。钟嵘《诗品》，为诗话之先声。而宋王铚之《四六话》，谢伋之《四六谈麈》，国朝毛奇龄之《词话》、徐轨之《词苑丛谈》，部列区分，无体不备，遂为任彦升《文章缘起》之未赅。何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楹联丛话》自序）于是撰写了《楹联丛话》，是史上第一部关于联语的理论著作。该书将联语独立于文、诗、词、四六诸文体之外，确立了联语的文体地位。此后，出现了一系列的“联话”著作。

新文化运动之后，大量的传统诗文文体因失去运用的环境和功用，所以逐渐消亡。因为联语集中体现了汉语言文字的特色与修辞的魅力，虽然不算是重要文体，却是少数能贯穿古今，生命力旺盛的传统文体之一。时至今日，联语仍为当代国人所喜闻乐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