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连元

人们的记忆往往始于4到6岁，那时你还是孩子，发生的事情会在你的脑海里产生印记，但并无思考。思考往往是在你上学读书之后，产生了思维模式、是非观念、逻辑定理，便有了“事件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等自我提问。

我的记忆，应该是在6岁左右，“辽沈战役”的时候。血战四平时，我在四平城内，常见变换入城的队伍，闹不清正反、对错。1948年，我到了天津南郊，又赶上了“平津战役”。那时我8岁，天津解放了，也有成年人的喜悦和高兴。

抗美援朝时，我已在天津上学。学会了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觉得中国很了不起。

真正有了思考，应该是加入本溪市曲艺团，成为一名专业曲艺演员后。那时，经常学习的就是毛主席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明确了文艺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方向，我们团经常下兵营、去军部、赴矿山、到炼钢炉前，为士兵、为工人同志们服务；也经常下乡，去公社、下大队为农民演出。为了服务到位，有一次，我下到马塘公社最远处的施家大队演出，那里离火车站还有50里路。我听说一位军属老大娘住在密林深山，独门独院，一辈子没看过节目，便请公社文教助理陪同，又步行15里路，为这位没看过文艺节目的老太太一个人，说了一段《程咬金卖耙子》。老人家听得津津有味，临走时还在问：“后来那个人怎的啦？”我说：“下次来再给您说。”由于当时那里没电，我们只好趁天黑之前快往回赶，不然怕遇见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