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元 杨维祯《壶月轩记》册页33厘米×25.5厘米×5北京保利2021春拍拍品

杨维祯不仅在元代书法史，即便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异类”特征。

“中正”一路的书风与“偏激”一路的书风对立存在，一定会有某种“ 性情”变化，这是人性所决定的。开放自由的时代就不用说了，如唐时的“颠张”“醉素”。即便一个时代极其混乱或压抑，出现这样的书风更在情理之中。五代杨风子、明代徐渭和杨维祯属于一个“大系”，书法追求个人的精神气质。鲜明的个性气质，也注定杨维祯会在书法史上有一席之地。

一改常法

元代书坛，赵孟頫所标榜与呈现的是一种正统——晋韵和唐法的融合，建构了元代书风圆熟流利的特点。赵书刻碑，往往变形很大，手札墨迹更见个人性情，但总的来说不脱流丽儒雅的特点。杨维祯则与之对立，激越、奔放、恣肆和狂野。

这种风格自然无法刻碑，因此杨维祯只有墨迹传世，在全球范围内计40余种。赵、杨的共同点是取法章草，所宗皇象《急就章》实质是一种字典式的“标准化”范本。赵孟頫、邓文原等人对此基本是全盘继承的，多法度、少性情，杨维祯则能做到在法度中见性情。书法既有“常态”，各有各的“常法”，也有“变态”，各有各的“变化”，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多元的价值。

不能不说，自杨维祯始，章草成为书家变法的一种重要资源和借鉴手段。一是天生的古意;二是与大草结合，变体出新;三是在技法和结字上可以求新，适度夸张，成就自家个性。杨维祯的忘年交宋克，深受其影响，时有放纵之笔，成一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