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君，刘太刚

（1.中共绍兴市委党校，浙江 312000；2.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作为基层治理单元的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单元。2019年以来，在中央基层减负政策和地方治理需求双重驱动下，浙江各地开启了新一轮社区减负专项行动，并由此掀起了社区“七多”“八多”治理热潮，社区行政化和社区减负持续引发学术界热议。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单位制和“街居制”相结合的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式微，在政府主导下逐步建立起以“行政社区”[1]为基本治理单元的“社区制”，这种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也为社区居委会负担周期性膨胀埋下了伏笔。街道办事处作为行政体系内最基层的政府组织，一般管辖着数量较多的城市社区和居民，必须依靠社区居委会承担部分日常治理任务，使其“行政化”趋势有增无减。这与法律法规赋予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定属性不相符合，同时也把社区居委会置于“压力型体制”[2]的神经末梢，承受着较大的行政压力。社区居委会被动陷入一轮又一轮的“行政化”与“去行政化”之争，以及“加压—减负—再加压—再减负”循环往复的“减负悖论”。基于此，本文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3]为理论基础，从理论转型与实践转型双重维度探讨如何合理界定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据此提出治理社区“减负悖论”的策略路径。

一、中国行政社区的兴起及演进脉络

基层社会治理单元和治理结构是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