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玉 向前 万小玥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昆明 650091）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驱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的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迅速成为新兴的跨学科跨界研究领域，为各界广泛应用。数字人文是将各类人文资源数字化，并依托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可视化、VR/AR、机器学习[1]等数字技术加以研究和呈现，优化和变革传统人文资源的组织、标引、检索及利用，最终实现智慧化服务。该技术同时也拓展了当下抗战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多维视角，通过“数字技术”与“人文资源”的嵌入及融合，推进抗战档案资源在数字仓储、内容分析、文本挖掘、信息可视化、虚拟实现、多媒体出版等方面的开发利用实现转型升级，更好地促进抗战文化精神的当代传承与弘扬。

0 数字人文研究现状

“数字人文”起源于20 世纪50 年代的“人文计算”，关于数字人文的概念和定义学界并未达成共识，本文将数字人文视为一种跨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模式，将人文知识研究嫁接到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上，充分利用创新的数字技术开展合作性、多学科、跨领域的人文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持续输出，数字人文正在拓展人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拓宽人文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深刻影响着史学、文学、档案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热点也从最初的文本分析向创新的多媒体技术扩展。[2]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数字人文文献内容的分析，数字人文的研究现状主要聚焦于数字人文基础理论研究、各人文学科数字人文研究进展、数字人文研究技术、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四个方面。

一是基础理论的研究。现有的数字人文定义和诠释学界各持己见，并未达成共识，英国部分学者仍将数字人文的核心定义视为人文学科范畴，将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看成基础理论的功能结构，数字技术仅是人文理论的表现形式。[3]而美国某学者认为数字人文对数字对象的处理其实就是对现实中生活空间的建设，是通过内容和信息的组织来对世界的建构。[4]国内相关学者将数字人文界定为一种文化模式，表现为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与人文知识开展的合作性、跨学科的研究、教学和出版等活动。通过设计、计算、分析、可视化等手段重塑和改造人文知识，为学者提供更多差异性、规律性、宏观性、趋势性研究的可能和线索，从而扩展学术疆域和潜力，使学术领域实现“轮廓重绘”。[5]

二是各人文学科数字人文研究进展的研究。数字人文跨学科、多领域的特点，以及研究内容和背景的复杂性，在各人文学科领域中研究范式难以统一，且研究主题各不相同。在语言学领域中主要聚焦于字形识别、词义演变等。在史学领域的研究中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研究，利用GIS技术进行历史地图的数字化建设，VR技术则为历史文物保护与重建提供了途径，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而国内各大高校也积极将数字人文技术运用到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数字人文”工作室积极探讨历史地理信息化与数字人文相结合的研究路径。[6]同样大量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文本分析和文本挖掘技术被应用到文学领域，如根据文本相似度进行聚类分析未署名文本的归宿，国外学者Sean A.Yeager创新地提出衡量叙事复杂性的方法，利用小说的故事时间线和描写时间线进行可视化对比。[7]图书情报领域一直是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文献信息的研究上，关注于文献专题数据库的建设，近些年来，数字移动阅读、数字叙事和数字人文服务也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如唐燕等对国外典型智慧图书馆数字人文服务与空间再造实践进行分析，为全方位提高图书馆空间的智慧服务水平提供了实践路径。[8]在艺术领域研究内容主要为借助机器学习和文本挖掘技术对歌词或韵律模式的探索，以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艺术主题或核心艺术家的迁移演化进行分析。在档案学科领域中数字人文也产生很多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将数字人文的理论和模式运用到档案工作和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中。其中在档案开发中研究成果最为集中，既有从宏观层面研究档案资源开发的，也有从微观层面研究单一档案资源的，如侨批档案[9]、家谱档案[10]。

三是数字人文的研究技术。在数字人文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的计算机技术，如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语义网本体技术、文本分析技术、文本挖掘技术和GIS技术等，各人文研究领域因研究内容各异，采用的计算机技术也有所侧重。在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开发中，高淞等人利用RDF 框架、语义、VR/AR 等数字技术进行资源开发，从而创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开发模式。[11]在历史文学领域，李友仁等人采用文体计量技术和定量聚类分析等数字技术，实现不同文体文献关系可视化。[12]在档案编纂成果信息挖掘中，陈忻等人立足于信息语义层面及主题层面，通过LDA模型对档案编纂成果进行信息挖掘，进行档案信息本体构建，体现信息细粒度关联，实现社会记忆构建。[13]

四是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是指支持人文研究的基础设施，包括文献、数据、相关软件工具、学术交流和出版的公用设施及相关服务等。[14]其中专题数据库建设、平台搭建以及数字人文工作室的建立均属于该研究范畴。在专题数据库建设中，国内“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的建成和免费开放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支撑，并作为大数据时代下研究型数据库的初步尝试。[15]在实体数字人文中心研究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研究数据的长期保存，将内存大、数量多的图像资源转换格式，从而降低存储空间和节约维护成本。[16]

从数字人文的研究现状来看，传统的人文学科正在积极探讨与数字人文结合的模式，研究方法也从最初的文本分析扩展到了多种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在档案学领域中，档案文献数字化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以及专题数据库构建是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点，同时高校的数字人文工作室、研究所等实体中心也助力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数字人文研究成果丰富，但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各人文学科研究成果差异较大，尤其是档案学科领域研究成果欠缺，实践研究较少，人文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这些不足是今后档案学界的研究重点。

1 数字人文符合抗战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多层次需求

1.1 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需要

文化强国离不开文化发展战略的支撑和保障，而大力挖掘、开发中华传统遗产文化、红色文化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关键，同时也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抗战档案资源记载着中华民族为取得胜利而浴血奋战的历史，是宝贵的中华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为我国文化发展提供了红色精神财富，要通过对抗战档案资源的多维度挖掘、合理开发利用和传承，使在革命风雨历程中熔炼并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生动形象的文化自信、政治自信，让民众认清历史真相，强化历史认同，感悟历史真谛。同时，抗战文化资源所蕴藏的抗战文化精神、展现的抗日救亡文化内涵、高昂的爱国主义主旋律，是中华民族宝贵的革命文化精髓，值得我们认真去发掘、研究、传承和弘扬。文化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撑，深度挖掘和发扬传统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关键，而结合现代创新的数字技术进行传统遗产文化的挖掘和开发利用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和要求，在大力挖掘和开发中华传统遗产文化时要借助数字人文中的可信数字仓储、数字安全技术、长期保存技术等完好保存抗战文化历史原貌，通过文本挖掘、关联数据、AR/VR技术进行开发，开展抗战档案资源的知识编研、丰富多样的数据服务和“穿越时空”的感观体验，增强用户对抗战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中华民族对革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1.2 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需要

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增加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我国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形式。党的十九大指出了“必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化软实力提升方式。[17]抗战文化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增强革命文化研究，传承中华民族红色精神文化，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关键之举，更是弘扬中国精神和提升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举措。新兴的数字技术在保证中华民族红色精神文化真实性下，最大限度的挖掘信息维度，加大红色文化的共享和传承力度。数字人文借助创新的数字技术，将海量异构的信息数据化、进行整合、组合和开发利用，在保存革命文化基因的同时，又加大抗战档案资源的深层、多维度挖掘，采用全新可视化形式呈现和广泛利用。通过对抗战档案资源的知识重组与再造，实现革命文化遗产资源的共建共享，切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感。

1.3 文化特色产业发展需要

从文化经济学角度进行考察，抗战历史档案以其资源的独特性、丰富性、稀缺性在文化旅游、影视传媒、艺术表演、节庆会展、文博产业、工艺美术、出版发行等不同的文化产业领域，均存在很大的经济体量和产能。借助数字人文的RS（遥感）、GIS（地理信息系统）、文献数字化和数字制图等技术将抗战档案资源转化为内容健康丰富、形式灵活多样、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并利用各种传播载体及数字平台，以线上线下结合、新旧媒体融合、多种文化产业业态交互混合等传播手段，实现抗战档案文化的高效营销和有效传播。[18]如沂蒙地区承载的红嫂精神，相关学者已经在数字人文理念的指导下，将数字化技术与当地丰富的红嫂精神人文资源的紧密结合，通过数据地图、红嫂精神历史时间轴、VR 体验和红嫂精神主题视频四种数字人文手段实现红嫂精神的多样化呈现，不仅重新唤起大众对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视和对红色文化精神的学习，而且及时通过多媒体技术宣传，提升沂蒙地区知名度，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并助推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19]同时在文化特色产业的发展下，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得以体现，珍贵的抗战文化资源既有革命历史价值，又有地方文化发展价值、社会经济价值、文化教育价值、民族国家构建等多元价值，（如图1）红色文化价值的实现又促进文化特色产业的发展。

图1 抗战文化资源多元价值实现

1.4 抗战档案资源整合共享构建需要

抗战胜利75年来，有关抗战档案资源的发掘、整理及利用成绩斐然，资源收集更加广泛，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开发形式和途径更为丰富，全国抗战档案资源整合共享已成必然趋势。抗战档案资源整合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区域、不同机构和广泛的民间力量，因此需要协同合作，尽可能发挥多元主体优势，构建合作共赢模式，形成资源整合共享共同体。在档案资源整合共享方面数字人文技术能发挥积极作用。“跨界与融合”是数字人文的突出优势，数字技术使得人文学者和数字技术人员跨界合作，协同创新，不断开辟出创新实用的文本处理技术，拓宽人文研究领域，细化信息粒度，揭示信息深层涵义，组织信息隐性关联，打破单一学科的壁垒，走向多学科跨界合作模式，实现抗战档案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构建战档案资源整合共享不仅涉及计算机软件、数理统计、语言学、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学科，而且涉及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高校、政府部门、民间组织等多种机构，可实现跨地域、跨主体、跨类型的资源整合。数字人文技术形成的抗战档案文化资源产品，如数据库的搭建，促进了分散资源的集中保存，并借助数字人文技术的智能化处理，建立关联资源检索系统，为用户提供便捷且个性化的资源共享平台。

2 数字人文视域下抗战档案资源的开发策略

2.1 数字人文下的跨界资源整合与合作

数字人文下抗战档案资源的整合将突破主体、空间、资源多样的限制，打破整合资源不足，整合难度大，资源类型多样的窘境，在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多主体、跨空间协同挖掘对抗战历史具有普遍意义，对红色文化传承具有导向作用的多类型文化资源（如图2）。一是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不仅要考虑保存大量抗战档案资源的档案馆、文博馆等体制内机构，还应注重遗散在民间组织和个人手中的档案原件、口述历史形成的音频、视频等多类型、多信息载体资源，实现体制内外主体多元，协同参与的资源整合。二是跨空间实现资源整合，在资源整合过程中，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互通，通过全国范围内馆际合作，实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资源互补，最大化的保证抗战文化资源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围绕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建设工作，最关键的是要有尽可能完整且具有特色的信息数据资源。[20]不再是平铺式的一维数字展示，而是多维视角的历史重现、立体叙事。三是多类型异构数据的整合，包括体制内机构抗战档案资源数据库中的结构化数据和大量的格式不一的文本资源、网页资源、档案原件、口述历史的音频和视频等多信息载体资源。在资源整合过程中要综合运用挖掘馆藏、广泛征集、即时记录、实物登记、访谈等多种资源整合方法，尽可能的全面整合资源，再现历史原貌。

图2 数字人文视野下抗战文化资源整合图

2.2 资源数字化加工、数据化处理和数据库建设

基于前期抗战档案资源整合的基础下，资源数字化加工、数据化处理和数据库建设是开发策略中的关键一步，也是整个数据库利用中的核心和基础。抗战档案资源包括体制内现行机构抗战档案资源数据库中的结构化数据和散存于体制外的非结构化数据，而资源又以大量是非结构化数据为特点，在数据化处理中，原始形式的非结构化数据很难对其进行分析工作，因此要主动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数字信号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技术从中提取结构化数据。[21]基于此，人文学者和数字技术人员协同共建，以整合的抗战档案资源为基础，开发抗战档案资源数据库。

在资源数字化加工过程中，因资源类型多样，应采用不同的数字化加工技术。针对原始状态就是数字信息的音频、视频和体制内现行机构数据库中的数字资源，按照操作规划、标准统一的原则保存在数字仓储中即可；而大量文本档案、历史信件、实物档案等非数字抗战档案资源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设备进行信息采集、3D虚拟呈现、数字印刷、图像扫描等，实现数字化加工和数字信息保存。如信件全文进行无格式数字文本转换、基于标准化的信息元数据采集、历史原件和实物档案的高清图像扫描、拍照和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计算机建模、进行抗战口述历史的音频、视频采集及制作等。[22]建立数字仓储集中保存数字资源，并为下一步资源数据化处理做准备。

抗战档案资源经过“数字文本化”加工后，需进行数据化处理。首先对数字仓储中的信息资源分类重组、去重合并，构建元数据语料库，而后对数字资源进行集中统一、规范标准的数据化处理，以规范的工作流程，统一的技术标准，完成对数字信息的文本分析、数据描述和主体构建。以元数据格式对大量的结构化数据进行语义描述和自动标引，对于非结构化数据采用可视化、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视觉技术进行处理，从中提取以元数据为格式结构化数据。在数据化处理中应注重对信息的描述和关联，如今资源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资源越来越多使用关联数据进行开发利用。[23]因此，抗战档案资源应通过信息的有序组织、深度挖掘和数据关联，实现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和精准化服务。

人文数据库的构建具有很强的主题性，抗战档案资源数据库以抗战文化为主题，并以此为主体展开组织和描述资源。笔者从抗战档案资源的特点和资源整合的角度将抗战文化资源数据库划为三个层面，即物理层、数据层和用户层（如图3）。物理层是人文数据库最基层，承担着资源整合、数字化加工和数据化处理的任务，是整个数据库架构的基础以及信息来源的通道，同时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并日常维护和管理数据库的运行；数据层是人文数据库的核心层，是信息资源经过组织、挖掘、描述和关联后形成的图片、视频、音频、动画、3D虚拟模型、多媒体等多种形式的资源，是支撑用户层的核心内容和用户可直利用的资源；用户层是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平台，关注用户的类型，提供多样的资源服务和用户不同视角下的多维资源展示，如一维视角下提供文本、图片等资源，二维视角下的音频、视频、动画以及多媒体等资源，三维视角下用户而感受到立体的3D虚拟模型资源，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再现抗战历史。总的来说，抗战档案资源数据库是以多种类型的资源为基础，以多重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提供多样资源服务为目标的人文数据库。

图3 抗战文化资源数据库层面图

2.3 数字资源的多元服务

人文数据库价值的彰显更多是体现在数字资源服务上，为不同类型用户以及从用户多个视角提供智慧服务。抗战档案资源数据库为用户设计的多维视角数字资源展示，是数字资源经过有序组织后的成果分布，在资源智慧服务上还包括语义检索、信息发现、知识分析，基于情景的资源推送，移动搜索等。[24]基于数字人文下的抗战档案资源数据库开发与服务不能仅局限于现有的资源整合基础，而应在服务中开发，在服务中研究，人文研究、数据库构建与资源服务协调推进，最终培养出掌握抗战档案资源某一领域所有数据，并能提供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辅助人员，让这些研究人员专注于想象力的突破，而非来自资源和技术上的障碍。[25]基于此，在资源服务中一是要提供对抗战档案资源的鉴定服务。在资源数字化加工前联合人文学者、学科专家开展资源的真实性甄别，提供资源的历史时期判定、历史事件来源、历史背景推演等服务，确保信息资源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二是要提供对资源的整理和统计分析服务。通过服务平台向用户提供在整理统计软件、文本分析工具等服务，实现资源的文本分析，语义描述、结构化信息提取等；三是要提供资源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有序组织服务。通过元数据格式转换，信息本体构建、数据关联和知识发现等，形成资源成果并分布于平台之上。

3 数字人文视域下抗战档案资源的实现路径

3.1 文本挖掘促进抗战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

一方面，文本挖掘技术有利于抗战档案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发。抗战档案资源数量内容丰富，其开发利用途径主要有档案编纂、档案展陈、档案出版以及数据库建设等。[26]无论是哪一类途径都离不开对其进行科学选题，通过分析其内涵、时代意义及受众对象以达到传播利用的应有效果。而文本挖掘技术可以很好地分析档案资源受众对象特点与需求，有助于准确定位抗战档案资源展览、出版物以及影视化作品的选题，从而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实现更好宣传效能。例如，2015年，由北京市档案局(馆)联合天津市档案局(馆)、河北省档案局(馆)举办的“见证抗战——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京津冀档案文献展”[27]，就结合了时间、地点背景，结合抗战档案文献主题，从不同用户需求出发，设计出不同高度、不同观看方式的展现形式，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参观者都能在这个展览中感知了解到抗战中的真实历史事件。另一方面，文本挖掘技术还可形成知识关联，促进资源知识聚合。根据检索信息，文本挖掘技术自动分析与其相关的人物与事件，让用户全方位了解抗战历史事件的脉络联系，使抗战档案展览发挥更全面的效果。例如西南联大博物馆，设计包括了3个基本展览（西南联大历史展、“一二·一”运动历史展、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生平事迹展），以此形成一个有关西南联大立体多维的知识聚合图谱[28]。

3.2 关联数据拓展抗战档案资源利用途径

各地所藏抗战档案资源在信息层面上并不是独立分离的，它们之间存在各种信息关联，以此构成整个抗战历史的面貌。而关联数据技术可以建立起数据之间的联系，串联起与事件有关的人物、事物、时间、空间等各个要素，形成相互连接的信息网络，对检索结果的系统呈现和抗战档案资源的全面利用都有促进作用。

关联数据技术的“URI标识”不仅可以将所有的信息资源进行标识，还能将非信息资源通过RDF/XML编码进行元数据描述以及与其相关的其他非信息资源的数据描述，从而建立数据关联。这一技术能较好运用于抗战档案文献中，使抗战档案文献从非实体的信息资源与其他非信息资源结合起来开发利用。例如与“八一起义”有关的南昌“八一大桥”就可以通过关联数据在万维网上建立数据联系。同时，关联数据通过HTTP URI与RDF还能发挥定位数据的作用，从而实现关联[29]。用户可以使用浏览器阅读RDF来浏览信息资源，并且还可以看到来自其他资源的同一信息[30]。而在Web环境下,用户根据HTTP协议直接向浏览器提交URI,也能获得相应的信息资源[31]。

3.3 文本可视化满足用户的多元需求

抗战档案不仅是第一手历史凭证，也是很珍贵的科研史料。抗战档案无论对当下的军事、历史甚至是社会学等各个领域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抗战档案的真实性、多样性也为其开展科学研究提供资料支撑。

文本可视化技术从大量的文本中提取一定的信息生成图形，用户则可以通过可视化界面获取文本信息，快速理解文本[32]。这一技术有助于科研人员提高对抗战档案资源的处理速度，拓展文献资源开发类型。一方面，文本可视化技术让科研人员更好的分析出抗战档案的开发利用现状，掌握研究热点与重难点，了解抗战档案资源整理及开发中存在的欠缺与不足。此外，在确定对某些抗战档案资源进行开发时，可以运用词汇分布以及词汇频率等文本内的可视化技术，找到文献主题词以及与主题词相关的句子、段落，分析核心语句以及其逻辑结构关系。例如，对档案文献进行梳理时常用的Citespace，对文本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的Smart Analyze，都有助于更便捷的分析文本主题内容，不同文本之间的相关性、逻辑关系以及历史联系等。文本可视化技术还可以生动形象的还原抗战当时当地社会变迁情况，如抗战前后的城市面貌、居民生活状况、人口数量、经济生产发展等方面，这些详实的史料为各项科研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3.4 GIS与VR技术提升抗战档案展陈效果

GIS技术即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是指通过计算机处理具有地理信息的空间技术，运用系统工程和信息科学的理论、方法,采集、存储、管理、显示、处理、分析和输出地理信息及其产品的集成型计算机信息系统[33]。首先，可以根据GIS技术对数据的量化功能，将抗战档案资源转化为具有标准结构的数据，明确数据的空间属性，量化数据的坐标、要素特点，实现数据的动态可视化。其次，GIS技术还可以结合抗战档案内容分析反映出抗战时期的气候、地貌、城市环境、居民生活情况等信息，反映抗战时代下人民的真实生活质量，地形变化情况，还原抗战时期的行军路线，建立沙盘模型，更为清晰的呈现作战情况等。例如，目前已有学者基于GIS技术分析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行迹研究，还原其抗战时期的活动范围，所在城市的行迹，结合该时期的历史特点，剖析其军事理念、生活习惯以及身体状况等。[34]

VR技术即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带给用户沉浸式体验，对于抗战档案资源的用户服务有重要意义。如今我们身处和平年代，虽然通过书籍和各种纪录片、陈列展览能够了解许多抗战时期的真实历史，但这些传统途径多以文字介绍和实物、道具展示为主，缺乏情感温度与受众参与度，用户无法切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面和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不易，影响和制约了抗战文化的传播效果。因此在抗战档案资源开发中结合VR技术，即可较好保留抗战历史原貌，又易于打造产生实景体验式的强大视觉效果和听觉冲击，实现沉浸式体验，唤醒用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此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成效。

VR技术与抗战档案资源的结合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将VR技术与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单位的展览进行结合，用户通过展览现场看直接体会抗战历史的真实状况。例如，2019年湖北省档案馆举办的“丰碑——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湖北解放70周年档案史料展”，就是将VR技术与档案展厅结合，让用户可以佩戴着VR设备边走边看，伴随着枪炮声，仿佛亲临战场，切切实实的了解这段抗战文化资源展现的历史真实。[35]另一方面，还可以将VR技术与互联网技术下的移动终端结合，让用户直接在电脑上、手机上结合VR系统，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戴上眼镜等VR设备，足不出户感受集知识和趣味为一体的交互体验。同时，目前较为流行的VR+商业化的模式也能运用于抗战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VR技术让用户选择并参与到某个抗战历史场景，通过这样的“沉浸感”与“参与感”使用户身临其境地去触摸、感受历史，更能留下深刻印象。

4 结语

现有的抗战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利用成果显著，但仍问题凸显，存在工作各自为政，档案资源开发项目缺乏整合，开发模式传统单一，开发产品类型不足，数据库检索功能、页面组织结构、视觉效果设计、网页代码编辑欠缺等不足，极大影响了抗战档案价值社会效能的发挥。在数字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数字人文技术可有效解决以上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搭建数字化抗战档案资源共享平台，促进红色旅游的数字化建设，形成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抗战档案宣传模式，助推抗战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以实现抗战文化资源的有效传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