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仲鹏

阮籍辞赋现存《东平赋》《亢父赋》《猕猴赋》《鸠赋》《清思赋》《首阳山赋》共六篇，除《清思赋》外，其余五篇创作时间大致可考，均创作于嘉平或正元年间。而这个时间段正值时局动荡，曹魏集团控制力日渐衰微，司马家族野心日益膨胀。十余年内，阮籍的心境可谓前后大不相同，在不同赋中所表达的情感亦有显著差别。因此，本文通过对阮籍在嘉平及正元年间作的五篇辞赋（《猕猴赋》《鸠赋》《亢父赋》《东平赋》《首阳山赋》）的细读研究，试图依据时间谱系来对阮籍的心路历程做一番探讨，思考在“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变局中，阮籍的心态随着政治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变化和波动。

一、《鸠赋》与《猕猴赋》

《鸠赋》创作时间大致可考，阮籍在其序中说：“嘉平中得两鸠子，常食以黍稷之旨，后卒为狗所杀，故为此赋。”但是阮籍在此中并没有说明是嘉平几年，因此历代研究者对此持不同看法。

嘉平年号持续六年，即公元249年至公元254年。祝鼎民先生在《阮籍生平系年考索》中言：“按其云‘嘉平中得’，‘后’为狗所杀，则作赋时应略后，今故系于此。”陆侃如先生在《中古文学系年·魏齐王芳嘉平三年》中言：“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四十四载籍《鸠赋》：‘嘉平中得两鸠子。’当作于本年左右。”

本文以为《鸠赋》有讽刺司马政权之意，其创作时间也应在嘉平年间末期。阮籍对鸠子得到的时间以及其得到过程也大致记忆模糊，且鸠一直喂养也有些许时日，若时间相隔不远的话，当如《首阳山赋》中言某某年秋。此处“嘉平中”当言发生在嘉平年间的事情，而并不特指嘉平中期。嘉平年号一共持续六年，一两年当不至于记忆模糊，所以此赋当作于稍晚期。恰如陈伯君先生在《阮籍年表》中所言：“依《资治通鉴》例系于嘉平之末。”所以《鸠赋》的创作时间大抵在嘉平五六年前后，即公元253—公元254年。

《猕猴赋》虽无时间记载，但是陈伯君先生在校注阮籍赋的时候指出：“此文似有讽而作，否则，不至无端为猕猴写照。”继而进一步解释阮籍此篇《猕猴赋》讽刺指向：《三国志·曹爽傅》注引《魏氏春秋》曰：“爽既罢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我不失作富家翁”与沐猴而冠的项羽“富贵不归故乡”相似，故阮籍作《猕猴赋》意为讽刺曹爽被司马懿诛杀之事。阮籍登临楚汉古战场时确实曾表达了对项羽的不屑，《晋书·阮籍传》载：“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故在阮籍眼中，楚王项羽不过是“沐猴”（即“猕猴”）而已。曹爽和项羽都出身名门，前期也都一度权势张天，但是曹爽的见识和目光却像项羽一般短浅，亦不过是沐猴而冠罢了。

除讽刺曹爽败亡事之外，《猕猴赋》一赋寓意远不止讽刺叹惜曹爽之事，文中“体多似而匪类”一句当指朝中上下，既有类似曹爽一般“内无度”之人，亦有道貌岸然的“人面兽心”，还有“伏死于堂下，长灭没乎形神”之人等等。

在《猕猴赋》中，为一表道貌岸然、人面兽心的士人丑态，阮籍写道：

体多似而匪类，形乖殊而不纯。外察慧而内无度兮，故人面而兽心。性褊浅而干进兮，似韩非之囚秦。扬眉额而骤呻兮，似巧言而伪真。

这八句赋文把自谓“礼法之士”的士人形象写得淋漓尽致，读罢一副副令人憎恶的趋炎附势之面孔跃然纸上。阮籍也不只是一味地厌恶“猕猴”，对于这些屈服主人而扭曲自我的形象，阮籍在赋中也有相关怜悯的表达：

婴徽缠以拘制兮，顾西山而长吟。缘榱桷以容与兮，志岂忘乎邓林？

阮籍这种既憎恶又悲悯的感情态度，凸显出阮籍心中的无奈与绝望。阮籍确实十分憎恶这些人面兽心的士人，也憎恶其趋炎附势的姿态，但是最终阮籍不得不周旋于此中，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俨然成为笔下的“猕猴”，尽管他始终“志岂忘乎邓林”，但奈何“既投林以东避兮，遂中冈而被寻”，终究还是“有志不获骋”。

在《鸠赋》中，阮籍的绝望之情亦是溢于纸上。本赋作于嘉平年间，正是司马氏大肆杀戮名士、排斥异党之际。《三国志》卷四《齐王芳纪》记载：

（嘉平六年春二月）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三月，废皇后张氏。

阮籍目睹了朝纲无纪和“颠扶靡救”，故在此赋中，以无端杀戮的“暴怒狂犬”暗指司马家族大兴杀戮之事。而赋中的“鸠子”，则指向身陷政治风波中不能自保的众人。

阮籍作《猕猴赋》来讽刺曹爽身败名裂，来直指朝中文武百官皆是“人面而兽心”。横扫暴秦的项羽抑或对峙司马懿的曹爽，统统都不过是目光短浅、任人支配的“猕猴”，即便成就了一番功名霸业，也是“时无英雄”所致。此时的阮籍仍自信于自己所具备的经天纬地之才，独可惜生不逢时而已。之后的时间里，时局益加黑暗，此时的阮籍也是噤若寒蝉，心中多苦闷。在短短两三年中，先后作出《鸠赋》《首阳山赋》《东平赋》和《亢父赋》。其感情态度也由对士族礼教的蔑视慢慢转向迷茫而不知所之。

二、《首阳山赋》

阮籍在《首阳山赋》中有序言：“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彼时阮籍年四十五岁，依其序言，则阮籍在“尚”为从事中郎时，即在司马师的大将军府期间所作。

明代陈德文在范陈本《阮嗣宗集》评论《首阳山赋》时说道：“嗣宗当魏晋交代，志郁黄屋，情结首阳，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其辞隐。”在赋中，阮籍将岁末季节交际的凄凉景象以及自身的孤独迷惘哀伤之感融合在一起，写道：

在兹年之末岁兮，端旬首而重阴。风飘回以曲至兮，雨旋转而瀸襟……静寂寞而独立兮，亮孤植而靡因。

对于伯夷叔齐，士人绝大多数是持肯定赞赏态度的，孔子认为他们是“求仁而得仁”，是“古之贤人”。阮籍的父亲阮瑀在《吊伯夷》中也写道：“瞻望首阳，警吊伯夷，东海让国，西山食薇，重德轻身，隐景潜晖。求仁得仁，报之仲尼，没而不朽，身沈名飞。”对伯夷不吝赞美之辞。但是在阮籍的《首阳山赋》中，阮籍却一改对待伯夷叔齐的态度：

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比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

此处看似阮籍在批评伯夷叔齐背殷从昌而又不食周粟之事，在鄙斥伯夷叔齐隐居自全之举，但是纵观阮籍的经历，发现阮籍曾经一度试图效法过伯夷叔齐之举，试图隐居不仕。在蒋济闻阮籍有才而辟之时，阮籍作《奏记诣太尉蒋济》力辞该任，但是最后蒋济大怒，未免连累乡亲，最终阮籍就任，然后急忙因病辞归。后《阮籍传》又载：“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阮籍屡次辞归，只想远离政治中心，归隐自全而已，但是偏偏因为名气重于一时，屡次辞而不得，最终司马氏掌权，对于不配合的文人名士杀戮殆尽，阮籍无奈之下只好就职于司马氏。

阮籍亦在《咏怀》诗中说“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政治上阮籍被迫“至慎”，而在政治外，阮籍叛逆地表现出不拘礼法，反抗世俗，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抒发内心的强烈不满与悲愤之情。

三、《东平赋》及《亢父赋》

在《晋书·阮籍传》中出现东平两例。一例是“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另一例是“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传中第一例的“东郡”即是今山东省西部一带，恰好在上文中所言“东平国”“亢父县”的区域划分内。

阮籍年少时“本有济世志”，无论在《晋书》还是在《咏怀诗》中都有体现，若彼时年仅25岁尚未出仕的阮籍，便作了《东平赋》和《亢父赋》这两篇赋文来表达不满与前途迷茫之情，显然是讲不通的。因此基本可以认为这两篇赋当创作于阮籍任东平相之时，彼时为正元二年，阮籍46岁，政局动荡频繁，当时政坛文人遭遇一番杀害。阮籍的心态也与年轻时大不相同，登临古战场而叹天下没有英雄的豪气都几乎消散殆尽，心中郁闷矛盾难以排解，故作此两篇赋以寄托感情。

阮籍向司马昭提出去东平任职的时候提出“乐其风土”，但是反观其《东平赋》中所写：

西则首仰阿甄，傍通戚蒲。桑间濮上，淫荒所庐……是以强御横于户牖，怨毒奋于床隅。仍乡饮而作慝，岂待久而发诸？

东平内部环境的“风土”不但毫无可乐之言，反而地理环境相当恶劣，地形交错险峻，满是藏污纳垢之景象，而此地的民风也并不淳朴，民情凶悍且盗贼多，并不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东平国及其周遭的地理环境之所以不是阮籍向司马昭所言那样，一方面应当是阮籍当时只想逃离政治中心，所谓“乐其风土”只是为摆脱司马氏家臣的处境而临时找的借口和托词；而另一方面，亦是因为阮籍来到了东平国，发现这个本应大行儒家礼教的邹鲁之地，地理环境不但恶劣非凡，其当地居民亦品质低劣，在《东平赋》中有言：

厥土惟中，刘王是聚。高危临城，穷川带宇。叔氏婚族，实在其湄。背险向水，垢污多私……是以其唱和矜势，背理向奸。向气逐利，罔畏惟愆。

在东平国这个狭隘偏小的地方却有刘氏和王氏两大家族聚集于此地，但是这两个家族的民风并不淳朴，甚至几乎是蛮横之人，几乎失去了善良的心性和品质，只知道暴敛钱财，崇尚名利，此地民间充斥着不正之气，俨然是无法无天的野蛮部落。东平国并不是这一地区的特例，其周遭地区亦是如此。阮籍在《亢父赋》中亦说：

故其人民顽嚣梼杌，下愚难化……故其民放散肴乱，薮窜泽居，比迹麋鹿，齐志豪枢……故其人民狼风豺气，盩电无厚……故其人民侧匿颇僻，隐蔽不公，怀私抱诈，爽慝是从，礼义不设，淳化匪同。

残酷现实将阮籍的精神摧残折磨殆尽。尽管阮籍到任后，十余天内政绩卓著，其年轻时的自信开始在政治上逐步表现出来，但最终，当看到当地风土民情恶劣非凡，生活在当地的土著居民目无法制、毫无礼义之心时，他在《亢父赋》中黯然地悲叹一句：“作赋以诋之，言不足乐也。”从一开始的“乐其风土”到认为此地“不足乐”，到“如何君子，栖迟斯邦”，这正是“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般的绝望和迷惘。

由上文梳理出阮籍这五篇赋的先后创作时间，如下表所示：

阮籍五篇赋创作时间比较

阮籍现存的这些赋中，最早的《猕猴赋》也在阮籍四十岁之后所作。《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个年龄段的阮籍，饱经司马氏族对文人的摧残和限制，目睹高平陵之变何晏等人惨遭灭门、密谋泄露后夏侯玄三族被诛。此时的阮籍几乎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激情与活力，“时无英雄”的感慨不复存在，转而进入了一个意气较为消沉的创作时期，而阮籍的这些赋，便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完成的。

在《猕猴赋》中，阮籍借高平陵之变来讽刺曹爽兄弟，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司马氏家族当政下的芸芸众生，突出其缺乏反抗精神而极尽谄媚奉承之姿的最终下场只能是伏死于堂下。阮籍的矛盾之处在于在最后又表现出对猕猴的同情，在悲愤的情绪宣泄殆尽后，冷静的思维占据头脑，阮籍转而审视这群“人间猕猴”，发现处在司马大兴杀伐、“名士减半”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即便有心也无力作为，任何人都逃不出如此这般的命运。在之后的赋作《鸠赋》中，阮籍把这种心情抒发到极致，在其笔下的鸠子，可谓“至慎”，但是只要伴君一天，危险便存在一天，终归免不了殒命于无端的“暴犬之狂怒”。而唯一的解脱方法，可能在其咏怀诗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在《咏怀》其四十六和四十七中，分别用“不若栖树枝”和“燕雀栖下林”来表达退居自安的想法，这一思想在其后的《首阳山赋》中也有体现。但是直至最后，阮籍面对政治黑暗、山河凋敝的现实世界时，终于写出《东平赋》和《亢父赋》来对风土和环境大加批判，言辞之间似在指桑骂槐，批评的矛头最终指向司马政权。

如果说《猕猴赋》还有残存不多的济世志的话，那《鸠赋》《首阳山赋》的创作，则表明阮籍在目睹天下名士因为各种因素遭受屠戮后的孤独痛苦之感，但此时仍不放弃寻找出路和归宿的一丝机会。直至到了东平及亢父后，则是对山河的彻底绝望。阮籍从一开始以为只是京都洛阳的氛围令人窒息，难以生存，进而脱离京都，在脱离所谓“苦海”而抵达“彼岸”之后，突然发现整个世界一样龌龊不堪，丝毫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至此，阮籍试图与现实世界彻底决裂，试图彻底摆脱黑暗的社会生活，于是在《东平赋》中渴望飘然而仙。但最终阮籍也明白，这种玄幻的追求只能是精神的归途，而他仍居人世，只能把这些悲痛和苦楚继续压于心底，继续以一种孤独迷惘的心态勉为度日、避祸自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