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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间流唱 俗韵新芬

2021-08-03王俊德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1年6期
关键词:上海小说文化

摘 要: 《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出版与传播》是一部关于鼓词小说的断代史、传播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力作,具有填补学界研究空白的价值与意义。它集文献、传播、文化、文学为一体,对清末民初上海出版的石印鼓词小说的时代背景、技术基础、文本内容、出版和传播状况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为鼓词小说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关键词:《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出版与传播》 说唱文学 出版 传播

鼓词虽然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由于其长期在民间流传,并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直至20世纪40年代,才有郑振铎、杨荫深、李家瑞、赵景深、胡士莹、傅惜华、李家瑞等人开始关注。1980年代之后,学界对鼓词小说的研究较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稍有发展,在一些诸如《曲艺》《评弹通考》《中国的曲艺》等专著中均有涉及,但与1940年代的研究相比,除研究对象从文本开始转向表演、文化、题材等方面外,并未有太大的突破。2006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鼓词总目》,使鼓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也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中国鼓词总目》总体上属于文献整合性整理,具有总目工具书性质。2012年《中国鼓词文学发展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首部对鼓词说唱文学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的著作,对于我国说唱文学的宏观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是此书重在论述鼓词历史的发展过程而在微观解读方面略显不足。对于鼓词小说的研究,我们既需要整体的视野,也需要进行断代历史方面的专门阐释。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英芳老师的力作《石间流唱: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出版与传播》(以下简称《石间流唱》)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价值与意义。这既是一部关于鼓词小说的断代史研究,同时又是一部关于清末民初鼓词小说的传播史研究。

《石间流唱》并没有限于鼓词小说本身的形式和内容,而是把视野放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上海文化的大背景下去整体考察,是以出版与传播为视角去探寻石印鼓词小说在晚清民国的上海获得短暂而空前繁荣的原因,并从文学发展史角度客观地评价其历史价值和意义。

一、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繁荣的文化观照

作为一种主要发生在社会下层的文化消费,鼓词小说必然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受众与经济。因此,《石间流唱》首先聚焦于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上海,这个近代以来由小渔村发展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和漕粮转运中心。商业的繁盛,滋生了众多的商机,也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谋生机会,吸引了人们向这里聚拢,一批又一批民众从四面八方拥向这里。有了为数众多的市民阶层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有了文化消费的可能。此外,当时的上海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西方工业的输入,使得新式印刷技术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出版业;二是教育的推广与市民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19世纪末,随着新式学校的数量及规模不断扩大,市民开始对新式学校感兴趣。特别是国民政府成立后,对近代教育采取了更为主动和迫切的态度,鼓励私人办学,开放办学权限。到1935年,上海市的各级各类正规学校已达1214所,社会办的各种补习教育机构高达1002所。a另据《上海市市政报告(1932—1934)》提供的数字,1934年各类公私正规学校数为1076所,而社会职业学校人数为164566人,也就是说,每年在各类学校接受教育的人数接近30万人。教育的繁荣必然会造就具有相当规模的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者,这也为清末民初上海鼓词小说的繁荣创造了优质的条件。

商业的繁荣扩大了市民群体,市民群体的壮大必然要影响文化选择的趋向,因此,当时的上海市民有两个突出的心理体现,即世俗化和实利化,这正是市民出于自身需要所做的一种切合实际的文化选择。b这种世俗化和实利化的市民文化,表现在商业上就是借助日益成熟的文化市场的多种有利条件,当时的出版商把适应读者口味的通俗小说,推向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c

《石间流唱》在梳理完上海市民的经济与文化心理后,又从政治与社会思潮等角度出发,对石鼓小说这种通俗文学进行了考察。从清末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在鲁迅、梁启超、胡适、夏曾佑等人的倡导下,文言白话的论争、文字改革的讨论和民众文学的讨论在我国思想文化界此起彼伏,并最终确立了白话的正统地位,形成了民众文学的发展方向。“一系列的思想冲击,民族危机意识使一些先觉们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并努力寻找普及教育的语言工具,从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各种语文改良运动,最终颠覆了文言,确立起了白话的正宗地位。与之相关,不同文学体裁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白话为载体的小说和戏剧开始扬眉吐气,特别是小说在这个时期地位迅速提高,理论上的自觉和创作上的丰富,使它成为四种文学体裁中最发达的一种”d 。

在这样的文化思潮影响下,白话小说从传统只关心人生而难以评论或影响政治的小道转变为能够积极参与政治的一种重要文体而迅速发展起来。数量之多,连当时的文人都感觉吃惊。20世纪初期上海的文学期刊大量出现,吳趼人惊叹:“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e据阿英估计,晚清成册的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以上”f。

白话运动促进了小说地位的极大提高,鼓词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活跃起来,不但传统题材的创作为市民提供了消遣娱乐的作品,而且揭露政治黑暗、宣传爱国、惊醒世人的时尚题材作品也大量出现,这种传统与现代共融、娱乐性与商业性并存的鼓词小说的繁荣与新变,反映的是新兴市民阶层思想的多元化。

二、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繁荣的技术推动

鼓词小说的繁荣离不开出版业的繁荣,因此,《石间流唱》一书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特别注意到了鼓词小说背后的技术因素。上文提到,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繁荣除受众与经济两个基本条件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条件,即西方工业技术的输入与教育的普及。清末民初石印鼓词小说的出现,离不开科技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传入直接影响了石印鼓词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石印印刷技术是石印鼓词小说产生的最关键因素。

为了说明技术进步对文体繁荣的影响,《石间流唱》对于石版印刷术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从制版与印刷方面分别介绍了石版的基本特性及其研磨方法、绘石制版工艺、照相石印制版工艺、石版印刷工艺等方面的技术,并详细梳理了近代石印术的产生及在中国的发展概括。由于石印术有着明显的技术优势,很快受到了中国出版界的青睐,因而在我国迅速流行起来。加之清末的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书坊林立,交通便利,出版的书能够很快销往全国各地,这样石印印刷作为新兴的技术,便轰轰烈烈地流行开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抵挡不住石印的强大阵势,逐渐衰落。

马丁·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人类存在的“座驾”。每一次技术的变革代表着整个社会生存环境的更新。出版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实践,同样以出版技术作为依托同时也受到其制约。清末民初上海的石印书局在出版鼓词小说的过程中,由于外国先进印刷机器、印刷技术及出版经营理念的传入,上海地区的书局,普遍改变了传统的作坊式的出版方式,开始广泛采用近代化的运作方式,逐渐完成其近代化的转变。

石印技术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出版商的印刷效率,更重要的还重塑了出版业工作惯例(例如更快的工作日程安排、工作习惯、工作内容等)、行业资本,甚至帮助该行业及其从业人员获得了更高的文化权威。因此,清末民初上海的石印书局的功能也在技术的催化下开始分化,形成编译、印刷、发行三足鼎立的出版格局,发展为集编撰、出版、发售、宣传为一体的链条式的出版发行体系。同时,书局不仅加强了对鼓词小说出版的组织和控制,也加强了对小说编撰的宏观控制。这一系列的变化,不但引发了整个社会的话语权力结构、文化资本、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动,而且使得现代商品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促使出版业必须按照现代商品制度的规律运行。如现代稿费制度的逐渐形成,连锁零售、函售邮购、打折销售、批发销售的营销方式大量涌现,广告宣传手段的广泛采用,版权法律的制定和版权意识的增强,现代书业公会的产生等等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产业理念被广为接受,促使上海进一步成为真正意义上集文化、经济、政治于一体的现代化大都市。

总之,在石印术不断完善与普及的催化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出版业繁盛一时,不仅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也成为当时中国的印刷出版中心,石印术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成为风行的印刷方法。与此同时,石印术也从上海传到苏州、宁波、杭州、武昌、北京、天津、济南等地。民国初年,全国出版了各类图书十多万种,其中十分之七八是由上海出版业完成的,上海成为全国石印书籍的中心,为当时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出版与传播分析

《石间流唱》的作者孙英芳老师曾参加《中国鼓词总目》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对于如何整理目录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因此,在梳理完文化、技術背景之后,又采用了大量翔实的资料与文献对清末民初上海各书局《图书目录》中所见出版鼓词小说名目进行了整理,并用详细的表格形式把上海江东茂记书局推销总目图书、广益书局推销总目图书、锦章图书局推销总目图书、校经山房成记推销总目图书、大成书局推销总目图书进行了分类统计,细致到鼓词小说的价格。不但体现了作者基本功的扎实,更是体现了作者严谨治学的态度与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如作者对民国七年的江东茂记书局书籍目录的统计:共依次列出学堂书130种、字学66种、医学122种、地理阳宅30种、星象卜筮44种、道书善书14种、图画10种、鼓儿词277种、评词138种、影词52种、尺度楹联52种、洋装各种彩面44种、五彩面戏本27本、五彩面唱本100本。g 笔者认为,这样的分类是比较合理的,既为现存鼓词小说文本曲目名称的同异提供了清晰的集合信息,又兼顾了鼓词小说本身形式内容的变化特点,不仅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目录学上的便利,而且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众所周知,诸如外部装帧、文本篇幅与结构、文本序言、文本中的广告等形式也属于传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石间流唱》第四章“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文本形式”,作者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对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文本形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如对于“鼓词小说开篇诗词标明‘诗曰,但后文又会说‘西江月言罢”等现象,作者认为:“这样情况,不一定要认为是作者书写之误,因为诗词本同源,二者本质相似,且无论诗歌还是词,在鼓词小说中起到的作用都是相同的,都是起到引出正文、增加鼓词小说的韵味、强化鼓词小说的主题等作用。” h

《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出版与传播》的第五章是关于文本方面的研究,作者主要从内容、艺术两方面进行了探讨,也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如作者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分类方法,把鼓词小说的内容分为历史演义类、英雄传奇类、公案侠义类、世情故事类、神魔故事类、时事类、其他(劝诫、侦探等)七类,并对每一类的代表作品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与分析,并且发现了宝卷与鼓词底本之间的联系,为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道路。再如,作者通过比较,发现了石印本《三国志鼓词》在改编小说《三国志演义》的过程中在具体细节和思想感情上出现了新的内容。

笔者认为,《石间流唱》最有价值的是第六章“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文本来源及与小说关系初探”。作者在这一部分不仅对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文本来源做了探讨,认为一部分来自传统的木刻鼓词和抄本鼓词,一部分是新编鼓词。i而且,提出鼓词在表演中艺人很有可能是使用底本的,但这个底本的作用是辅助艺人的表演而并非给读者进行案头阅读。作者认为,虽然现存明、清、民国拟鼓词作品的作者与鼓词录本的整理加工者基本类似,都是以书坊或书局为中心而集结的一批中下层文人,他们的创作动机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作品用以满足市民的娱乐消遣需要,以售卖求利。但清末民初的拟鼓词与之前的拟鼓词不同的是,之前书坊聘请文人来编写拟鼓词,由于抄写和木刻的不便利,产生的拟鼓词作品较少,在整个俗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并不占主流。清末以后,随着新的印刷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商业经营模式的出现,拟鼓词的作品大量地被创作出来并源源不断地出版印刷,销往各地。鼓词小说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创作形式,并在清末民初的俗文学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由于清末民初的拟鼓词是出版书局和聘请文人谋划的有计划有目的文学创作,因而拟鼓词在文本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在篇幅大小、章节安排、叙事方式、结构布局、遣词造句、平仄押韵等各方面都趋向于严谨。虽然它用的是鼓词的文本形式,标榜可以进行演唱,但实际上与作为民间说唱艺术的鼓词渐行渐远,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子。至此,中国的鼓词明显地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两者的形式不同,主体不同,对象不同,流行范围也不同。一个是民间的说唱道路,依然是以民间说唱艺人为主导,以广大农村的农民为听众的民间表演活动;一个是在明清以来城市文化发展背景下以书坊、书局为主导,主要面向广大市民阶层的用以阅读的鼓词文本。鼓词发展所反映的是明清到民国年间中国社会阶层的變化,这种情况到1949年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两种鼓词道路的也命运也发生了新的改变,以市民阶层为对象的鼓词小说创作消失,而面向广大农民阶层演唱的鼓词形式大行其道。但无论如何,鼓词都是来自民间的广大民众的声音,反映的都是社会变迁中民众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这一点自始至终都是没有改变的。此外,作者对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作者进行了简要的考证,为后继者在作者考证问题上开辟了道路。

最后,作者对于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与小说的关系分析中,对《三国志鼓词》《红楼梦鼓词》《西厢记鼓词》等具体的作品做了细致的分析。尤其是《三国志鼓词》内容最为详尽,从版本到内容,从语言到文字,从人物形象塑造到情节设置,从创作来源到思想倾向,从史实关系到接受形式,从形成时间到结构特色,无不基于详尽的分析与考证,颇见功力。

总之,《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出版与传播》是一部集文献、传播、文化、文学为一体的力作,作者对其创作来源和演变、出版书局范围、出版方式、鼓词小说出版目录和内容、鼓词小说各类广告、装帧设计、绘图绣像等的探究,都为我们今天研究清末民初文化的出版、传播和展现形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a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0页。

b c张登林:《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第47页。

d 吴晓峰:《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e吴趼人:《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1906年第1期。

f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ghi孙英芳:《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出版与传播》,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5页,第154页,第216页。

作 者: 王俊德,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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