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在生动展现农村传统文化的同时，更为我们刻画了诸多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本文着重通过对《白鹿原》主人公白嘉轩的形象分析，从白嘉轩的父子观、女性观，以及人生观入手，通过这三方面的论述，揭示出白嘉轩这一小说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客观而又具体地展示了这一人物所折射出的深厚而凝重的文化意蕴与内涵。

关键词：白嘉轩 父子观 女性观 人生观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自从1993年出版以后，文学界给予这部小说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的确无愧于“一个民族秘史”的称号。自然，相关评论文章是写了又写，评了又评，观点不尽相同，论述亦各有差异，但是对主人公白嘉轩的评价却是惊人的一致：白嘉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全部的美与丑、善与恶。那么，这些抽象的文化内涵在他的身上是如何体现的呢？本文拟从白嘉轩的父子观、女性观和人生观这三个方面来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白嘉轩的父子观

白嘉轩的父子观，主要体现在他对待其长子白孝文的态度上。

事实上，通览全书，我们不难看出，白嘉轩的父子观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严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亲的社会角色通常都被演绎成为“严父慈母”四个字，“慈”是感性的，与“爱”相连，这种感情是显性的，而“严”的内容则相对比较复杂，它含有“爱”的成分，但这种“爱”却是一种伦理的、合乎纲常的，是一种相对更深沉、积淀更深厚的爱。其外在表现便是“父亲必须疏远子女，以便合乎‘礼仪或‘礼义”a。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对其子白孝文就是如此。其实他对儿子的“爱”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做父亲的对其子女的“爱”，他“太喜欢这两个儿子了”，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专注地瞅着那器官鼓出的脸”，然后按照传统意义上对“严父”的规范要求，不表露情感的“止乎礼”，所以他只能在“孩子不留意的时候”看着他们，却不能说“亲热的话”、做“疼爱亲昵的表示”。这就充分说明，在白嘉轩的身上，历史文化早已把他放之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的道德观中，他是不能松懈的，是不可让人知道的。

其次，他对“子”的要求是严格以“孝”为标准的。这种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自然而又客观地带有某种社会与文化的继承性。白孝文是白家的长子，理所当然要继承父亲白嘉轩的“事业”，即封建家长和宗法族长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所以，白嘉轩对孝文的教育培养就更显出尽心尽力。他时时处处不失时机地对儿子进行点化教育，“以期他尽快具备作为这个四合院未来主人所应有的心计和独立人格”。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言传身教，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孝文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按照白嘉轩所设想的人生道路按部就班地行进——读四书五经，接受“耕读传家”，为家族利益而结婚生子，在宗族祠堂里做族长继承人应该做的一切。然而，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其实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更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与自己的关系又是什么。他只是按既定的目标做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而注定了他绝不会成为白嘉轩那样有独立人格的人。所以他在没有一点征兆的情况下，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了堕落。他不但毁了自己，也差点毁了白家，他成了“不孝”子孙，宗族文化不能原谅他，白嘉轩更不能原谅他。

然而，不论怎样，他们终归还是父子，这种血缘亲情是改变不了的。何况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儿子是家族、香火的延续，嫡长子的地位是仅次于“祖宗”和父亲的，是家族一脉相承的血统所系。白嘉轩虽然在孝文堕落之后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是，作为封建家长与宗法族长的他，虽然不可能原谅家族中的“败类”，但作为父亲，他其实从情感上已经原谅了儿子，虽然他曾态度强硬地说“他当了皇上也甭想进我这门”，但这在很大的成分上是在赌气，在说过这话不久，他便允许了孝文回原上祭祖的请求。孝文的回乡并非悔过重新做人，而是为了展现所谓的“荣耀”。与其说孝文的“出息”使白嘉轩容他回家，倒不如说孝文成全了白嘉轩“严父”形象的内涵，事实证明了孝文并没有丢了白家的人，他挣回了面子、挽回了尊严，同时也没有彻底辜负白嘉轩对他的厚望。

所以说，白嘉轩的父子观的实质是亲情与伦理相互交织的一个表现过程，是同一文化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白嘉轩的女性观

白嘉轩的女性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的女子观，二是他的女性观。

先以白灵为例，看看他的女子观。如果说白嘉轩在孝文的世界里是个始终如一的“严父”形象，那么他对白灵则完全是从“慈爱”的父亲到“严酷”的族长的两个极端。白灵是白嘉轩唯一的女儿，从她出生到离家出走的十几年的时光里，白嘉轩对她是极尽宠爱之能事，他“常常忍不住去咬那手腕，咬得女儿哎哟直叫，揪他的头发，打他的脸”，“他把疼哭了的女儿架上脖子在院子里颠着跑着，又逗得灵灵笑起来”。他虽然也清楚，对待女儿更应该“严管”的道理，“只是他无论如何也对灵灵冷不下脸来”，“不忍心看她伤心哭闹”。b他甚至违背自己的原则送女儿去学堂受教育，当女儿偷偷独自跑到县城去上“新学堂”后，他也显得无能为力，这与他对孝文断然相疏的态度截然不同。这里除了他对白灵一贯宠爱的原因之外，还与中国传统的男女两性的社会身份有关。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他很重视宗族血缘和亲子继承。而在他的意识里，女儿最终是要嫁人的，终归属于“外人”，现在在家则是暂时的“客”，应该以礼待之。正因如此，把白嘉轩对白灵的态度做此分析是合理的。所以，在后来白灵背叛了家法、宗规而出走之后，白嘉轩显得果断而又决绝，在他看来，女儿在娘家那是暂时的，毕竟“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因此他并没有像面对孝文的堕落反应那么强烈。由此可以看出，白嘉轩的女子观也是伦理与情感的交织体现，他这又与他的父子观不同，他对孝文始终是情感随着伦理走，对白灵则总是伦理随着情感转移。

现在来看白嘉轩的女性观。白嘉轩对待女性的态度，几乎全部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所有弊端与反动。《白鹿原》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然而，他对这些女人的记忆非常淡，仅仅只是新婚之夜的占有。即使是为他养了四个儿女的第七房女人仙草，留给他的记忆也不过是多了一层死后的孤寂。对他来说，女人只不过是一个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的工具。《礼记·昏义》上说：“昏礼者，将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田小娥是个“罕见的漂亮女人”，如果只是以传宗接代的要求来看，田小娥的条件已经足够好了，然而，封建伦理观的悖谬之处就在这里，它既不把女人当作“人”来看，同时还又要强迫她们遵守“人”的行事规则。所以要做人家的媳妇，就必须得遵从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礼教要求，小娥因不甘于“非人”的生活想重新过活，便是违背了封建礼教，自然要受处罚——没有人承认她是白鹿家族的媳妇，却要以白鹿家族的族规来为她定罪。小娥自然就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在封建伦理道德的神圣名义下被凌辱与被损害者”。“封建的伦理思想和宗法的关系紧密结合，两千多年来，成了统治中国农村、钳制人民命运的强固的手段。可悲的是，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已经渗透进人民的肌体，使他们承受了封建阶级的偏见”。c 小娥这个孤苦无告、从未争到过一个所谓的真正的“人”的价值的女人，得不到同情，得不到理解，甚至在她死后仍然得不到解脫，白嘉轩还要造塔压身，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此时，“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是最冷血的食人者”d， 在他的身上宗法家庭制度反动和“吃人”的一面便体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可见，同为女性，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他们的要求却是截然不同的。白嘉轩可以任自己的小女儿撒娇、哭闹、任性作为，却不能原谅成人的白灵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离经叛道。而对自己的女人以及田小娥这种一开始便以女人或荡妇的形象在他的世界里出现的女性，指导他的思想行为的则只有家法、族规，以及封建的宗法伦理思想，他只会以这些教条去要求和规范她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三、白嘉轩的人生观

白嘉轩的人生观概括起来就是“仁义为本”e。在白嘉轩的一生中，控制他人格核心的东西，便是“仁”“义”二字。这是儒家思想的精要，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千百年来的精神桎梏，白嘉轩虽然没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他对儒家文化精义的领悟与身体力行，确是无与伦比。

作为封建阶级人物，他却组织“交农”反抗国民党横征暴敛；他跪在田福贤面前为被捕的农协会骨干求情；“四·一二政变”后田福贤还乡后他又是唯一不低头问候的人；国民党叫他儿子当甲长他则以进山躲避来对抗……这一切行为，并不是说明这个人身上有着多少“革命性”的东西，而是他的“顺势利当”“学为好人”和“遵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等儒家观念支配的结果。“仁”和“义”成为他的生活信条，他修祠堂、办学馆、与长工鹿三的兄弟情谊更是真挚动人。

可以说，白嘉轩把“仁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这在他对黑娃的态度转变上以及对鹿子霖的营救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儿子，性格中有着天生的执拗与叛逆。他虽然清楚地知道作为“东家”的白嘉轩对他以及他们家可以说是厚待到了无可指责甚至是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他恰恰最怕白嘉轩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最不能忍受他挺直的腰杆。这成了他与白嘉轩几次冲突的契机。第一次冲突是黑娃引回田小娥的那一次，这次虽不能算是正面冲突，但却为以后的正面冲突埋下了伏笔。黑娃当上土匪后设计了一次洗劫白鹿村白嘉轩与鹿子霖的行动，他最直接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报复白嘉轩在祠堂用刺刷惩治小娥的事，并打断了白嘉轩的腰，可见他与白嘉轩之间的积怨很深。尽管如此，当黑娃被保安团抓获以后，白嘉轩还是二话不说就去看他并力图说服孝文放了黑娃，还说：“瞎人只有落到这一步才能学好，学好了就是个好人。”黑娃后来的悔过自新，的确也证实了白嘉轩的预言。如果说这些都是因为白嘉轩与鹿三真挚的主仆关系，那么当黑娃最后一次被捕判刑时，白嘉轩不遗余力地为其奔走则是真真切切的对“人”的关心与关切了。当黑娃被枪毙的那一刻，白嘉轩竟然“气血蒙目”，昏死过去。他“仁义”为本的做人原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始终认为“人学好了就该容得”，而黑娃学好的结果却是含冤而死。对白嘉轩而言，这不仅仅只是某个人的毁灭，而且还是“学为好人”的追求与信仰的彻底破灭。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白嘉轩“仁义为本”的做人原则与“愚孝”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虽然对儒家的传统礼教奉之不违，但并不是麻木的顺从，这主要是由他的社会地位和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如他与鹿子霖的关系。作品开篇第三章就详细叙述了白嘉轩“巧取风水地”的事件，展开了白、鹿两家近半個世纪明争暗斗的场面。这件事是在暗地里进行的，没有形成直接的矛盾，但这毕竟从心理上是损人利己的阴暗“勾当”，不符合儒家的伦理纲常。反过来看，白、鹿两家的斗争之残酷也尽显其中，鹿子霖的“恶施美人计”拉孝文“下水”，使这场斗争明显化、白热化。孝文的堕落使白嘉轩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与鹿子霖的明争暗斗也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他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心里却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要“翻回本”来。然而这时候的白嘉轩已不再是偷梁换柱夺取“风水宝地”时的白嘉轩了，他有足够的实力及成熟的思想和做人的准则。所以在鹿子霖一次次非难面前，他不露声色地咬牙忍着，当鹿子霖坐牢后，他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各方奔走求告，为他辩护。这应该是他“仁义”原则的极致。虽然白嘉轩的一生里为别人的生命安危、大事小事的操劳并非一次两次，对黑娃父子的仁义关切有多么至真至诚，黑娃从身份、地位及阶级本质上决定了他只是一个“变坏了”的好人；而鹿子霖不同，他始终都是个寡廉鲜耻的形象，白嘉轩最终还是战胜了个人观念的芥蒂而以“仁义”之“礼”对他，的确是一次人格的升华。

a 易中天：《闲话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b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c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d 陈涌：《关于陈忠实的创作》，李建军、洪清波编：《〈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e 雷达：《废墟上的精魂》，李建军、洪清波编：《〈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作 者： 牛永华，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201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