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河

1928年2月初，红四师经过连日奋战，攻克了地主民团、县保安队驻守的普宁县果陇。战斗结束后，转战千里的红军战士朱道南患了重病，谢拙民同志将他送往后方山坑医治。自此，朱道南踏上了在海陆丰艰苦难忘的战斗历程。

死里逃生

海陆丰军事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广东军阀李济深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根据地，红军活动区域越来越小，生存越来越困难。疯狂的敌人对撤退到山区的红军实行全面围剿，村村封锁，路路设岗，天天烧山搜山，实行“三光”政策，妄图困死山里的红军。老百姓无法给山里的红军送粮食。红军的弹药、粮食、盐巴得不到补给。

七月，非常炎热。陆丰西北深山简易茅寮搭建的红军医院，缺医少药，生活非常艰苦。但住有17个红军战士，个个重伤重病。

一天，白军血洗红军医院。除外出挖地瓜的朱道南和采药的卫生员小宣幸免于难，杨如宽等15名伤病员全部壮烈牺牲。

朱道南和小宣一块在山里寻找部队。小宣爬上一棵大树侦察，不幸中弹。朱道南被十几个白狗子端着枪紧追不舍。敌人不停地放枪，子弹打在他两旁噗噗响，情况非常危急！前面是湍流的小河，朱道南“噗通”跳进河水，奋力游至对岸。上岸紧跑了十几步，身后“噗通”“噗通”响了五六下。追兵实在太近了。

敌人死命追，大声叫喊着：“捉活的，回去领赏金！”

朱道南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跑到山顶，眼看敌兵就要追上了。呀，前面是一条绝路。站在山崖往下一看，是深不见底的峭壁。

朱道南咬着嘴巴顺着峭壁滑了下去。宁死不降！追上来的敌人骂着，埋怨着，向下砰砰连连放枪。

一个瘦瘦的白狗子伸长脖子骂道：“这个赤匪真不要命，这么高的悬崖也敢跳。”

倒在草丛的朱道南昏昏沉沉，浑身酸痛，发现白军已撤离。敌人肯定认为他必死无疑了。他嚼几片青草敷在左手伤口止血，深一脚浅一脚穿过了丛林，在一处山坑旱地里发现冒出几株地瓜苗叶，便用手从泥土里扒出几只地瓜，用溪水洗了洗，吃了充饥。当寻到小宣爬的大树，只见地上点点血迹，不见小宣踪影。

茫茫群山，身处何处？红军在哪？医院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有责任将牺牲战友们的情况报告给组织。无论千难万难都要找到党，一定要重新拿起枪杆，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消灭反动派！

革命母亲

山下各村大多驻了白军、保安队、民团。凭着坚定的革命意志，朱道南继续在群山中寻找部队，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一天，朱道南又遇上了一伙搜山的敌人。逃掉的朱道南渴得要命，四处找水。在一座高入云霄的大山底下，看到一股清泉。他喜出望外，捧起泉水就喝，突然两眼发黑，肚子像刀绞一样痛得厉害，失去了知觉。这座高入云霄的大山，今属陆河县，在新田激石溪一带的深山里。

朱道南醒来，看到漆黑的墙壁挂着一盏油灯，黄豆大的幽光。这间茅草和竹枝盖成的房子，屋脊岌岌欲坠。

“咦！是谁救了我？”

一位和蔼的老妈妈在床边用客家话说：

“孩子，快把这药汤喝下，解毒了就会好的。”

老妈妈笑着说：“这是‘治尿草烧的湯，你喝泉水中毒啦。”又说，“孩子呀，这山里的毒泉是瘟神的尿，人喝了就昏倒，要用青铜钱沾醋刮肚子出毒气，再喝‘治尿草药汤，才能散毒。” 老妈妈像慈母关心儿子似的照顾着他。

病稍好，朱道南就急着找部队。老妈妈看着他瘦弱的身体说：“你多养几天吧。附近有个大村子，有很多赤卫队，我去找他们，你不要满山遍野乱跑。”

朱道南高兴极了。

第二天，老妈妈早早出去，傍晚时分才回来。她满脸笑容，不声不响从破篮底掏出十几只鸡蛋和一盒疥疮药，说：“这是乡亲们送给你的。”朱道南看到群众对红军这样热爱，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和欣慰，更急着找红军。老妈妈说：“赤卫队走了几天了，你别急，往南面山区去，一定能找到。”

老妈妈送他过了两个山头，在一株松树下告别，两人都流了泪。朱道南说：“妈妈，红军一定会打回来！”

老妈妈也说：“你们一定能打回来！我们老百姓盼望着红军打胜仗！”

老妈妈站在松树下面，大风吹拂着她的白发，她在向朱道南眺望，不断地向回过头的朱道南挥手。很多年后，朱道南眼前仍不断浮现老妈妈的身影，革命妈妈的身影。

残酷战斗

朱道南沿着老妈妈指点的方向翻山越岭，在朝面山、激石溪一带寻找部队。

一天傍晚，他走到半山腰，树丛里突然传来霹雳一声，“站住！不准动！”

朱道南身子一怔，感到一支枪口正指着他。呀，好熟悉的声音，夹带着山东峄县家乡的口音。这深山老林还能碰到山东老乡？朱道南慢慢转身，一个高大的身影向他走来，细细一瞧，哈，真是同学、战友谢拙民！ 他叫了声“拙民！”就瘫痪着倒了下去。

连党代表谢拙民带领20多人坚持游击战，前一阵撤退到红军医院，只看到烧塌的茅寮和残留的炭灰，没找到朱道南尸体，不知其死活，谁曾想在荒山野岭见到日夜思念的战友，惊呼，“呀！道南，你小子真命大，想不到你还活着！”一把扶起朱道南，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劫后相逢，两人含泪相看，激动得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在高山一处背风的山窝里，红军战士用双手搭建简易“人”字茅寮，坚持与清剿的白军展开拉锯战。

一天夜里，王学九带领朱道南等，走了十多里山路，突袭敌人占据的小村子。村子大多数房子烧的烧，塌的塌，鸦雀无声。借着月色，他们踏上青石小路，轻步绕到村后一户人家，按照红军的习惯，在门上轻轻敲了几下。一会，里面响起一个老婆婆的声音：

“老总，夜深啦，都睡啦。有什么事，明早再说。”

王学九在门上轻轻敲了几下。木门呀地一声打开，朦胧的月光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惊恐将头伸出门看，见是王学九，连忙招呼快进去。屋里没有灯，待红军进门，老婆婆就压低声音对王学九说：“老头子上山了，送粮给你们了，没遇上？”老婆婆又说：“老头子给你们报信去啦，敌人明早就要搜山。你们真危险啊，村里住着几百号白军呢！”老妈妈生怕王学九听不懂，焦急用手比划着。

老头子是红军找的联络员。王学九告别老妈妈立即派了一名战士回山报告，一边带领朱道南等去执行搞掉“地头蛇”的任务。

借着夜幕，他们悄悄来到村中心一座高大青砖瓦房前，这就是“地头蛇”的住宅。见门前站着两个敌兵，估计里面一定驻有白军，便绕道后门口。门闩着，王学九拔出刺刀将门栓一点一点撬开。

王学九等紧贴着墙进了大厅旁的走道，向里张望，厅屋里摆着一席酒菜，杯盘狼藉，几名白军已醉倒，一个四十上下的瘦长个子，仍在举杯狂饮，不知死期将至。陪坐的是一个十分妖艳的女人。

他们紧贴在大厅出口处的墙上，看见院子里全是睡得像猪一样的敌人，打着呼噜。王学九对着朱道南耳朵低声说：“等他们回去睡觉，你用上衣包住那女妖精的头，不能让她叫。我来对付‘地头蛇。”

这时，有一家伙踉踉跄跄走来。朱道南迅速将衣服向来人头上蒙去。谁知蒙错了人，蒙在“地头蛇”头上。王学九一听声音不对，顺手将小匕首连连戳了几下“地头蛇”心口，血喷涌。那女人惊呆了没命地喊叫：“杀人了！”王学九也随手给了她一刀，迅速将两颗已揭开盖的手榴弹拉了线，向院子里被惊醒的敌人扔去。手榴弹在院子里开了花，敌人狂叫着：“不好了！红军打进来了”，不停地乱放枪，乱吹号。

红军战士迅速撤出村子。

第二天下午，朱道南和王學九去找小宣。原来那天小宣大腿中了枪，摔挂在树枝上，敌人匆忙追击朱道南，没有发现树上藏着人。小宣在山野爬了一个多月才找到地方党组织，被安置在一个可靠的群众家里养伤。

朱道南正为小宣高兴着，却冷不防在山路转弯处遭遇一队白军。战斗中，受伤的王学九为掩护朱道南牺牲了。

朱道南返回到满身是血的王学九的遗体旁，他的前面留下了八九具敌尸，他抱起王学九，心如刀绞，欲哭无泪。他用刺刀挖了个坑，掩埋了王学九的遗体。

半夜，朱道南赶到了连队驻扎的山头，营地已被烧焦，一个人影都没有，他和连队又失去了联系。

太阳升起落下，落下又升起，朱道南在茫茫群山里找不到部队。

第三天下午，走累的朱道南坐在岩石上休息，突然，冒出一群白军，向他凶猛扑来。他连忙滚向山沟，还没站直，几把闪亮的刺刀已指向胸膛，动弹不得。

朱道南被五花大绑，押进了地主民团看守的“监狱”—参城一处祠堂，是敌人改建的“集中营”。 这个所谓“监狱”非常窄小，已关押了30多人，都是最近敌人大规模清剿中被捕的。在这里，小宣被民团杀害。

几天后，民团为领赏金将朱道南押到陆丰县衙旁边的监牢。

监牢关着十七个人，大都是红四师、红二师、赤卫队队员和地方干部，这些革命者脚上带着重镣，身上满是血迹伤痕，在敌人的酷刑下宁死不屈。监牢里，他们成立了党支部，并谋划越狱。

一天深夜，他们乘机掐死了牢头和哨兵，从大厅取来了大铁钩和大铁锤卸掉了脚铁镣。朱道南等穿过了迎仙桥，顺着河边迅速往外跑。

越狱之后，这支十几个人的红军小队伍由两支枪发展到11支枪，人数也增加到32人。到1929年初夏，找到红军49团。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道南还领导了“邹坞暴动”，建立起一支百人的鲁南抗日自卫团，后任八路军运河支队政委，一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很多年后，朱道南仍心系海陆丰，念念不忘那段峥嵘岁月，海陆丰群众真心支持红军，让他说不出的感激。

新中国成立后，朱道南先后担任山东省干部学校党委书记、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党委书记等职。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革命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一书，1962年改编成电影剧本，拍成电影《大浪淘沙》。1985年，在上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