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歌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春马开始写小说了，这次他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长篇小说——《自逐白云驿》。初读小说题目，似乎给人带来青春朗照逼人、一往无前的遐想空间，可是读完才发觉，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假象。《自逐白云驿》所呈现的主题远不是如此这般的美好。或许对1990年出生的春马而言，诗歌中的精神探险和匿名指涉不足以表现他对现实复杂和残酷的触摸，形而下的零碎感，一地鸡毛般的生活围堵，需要开启一种新的形式和结构，由此，他便开始对自己过往的不算很长的一段历史进行一种故事性的讲述。我们看到的是他对个人青春的诉说，其中的抵达之谜和虚妄之象无疑是最为显著的主题。

从个体的角度看，青春是每个人都必经的一刹那，它极其短暂，却又极为珍贵。对春马而言，青春当然正在进行时。可是由于他长期在日本读书和工作，对过去的成长的怀旧的焦渴显然已构成了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离家（中国）后对故乡的本能的怀恋和记取；另一方面是他对时间和对成长历程中思想打捞的必要性的敏锐感知。春马在日本留学，之后在日本工作，对自己曾经十分熟悉的故乡大连的怀想是必然存在而又十分迫切的。这种怀想充满了复杂性。因为交通的便捷和现代科技的发达，对于海外游子而言，故乡不再遥远，距离是可以通过网络和交通工具打破的。于是，减少了“我怀念的”修辞所带来的沉重感，取而代之的是在异国对故乡、对个体随时随地的思考。在很多方面，以春马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留学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生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一批留学生怀有“睁眼看世界”的文化的焦渴，那么以春马为代表的这一代留学生更具备了适应他者文化的自觉性和体察不同文化区隔进而进行研判的行动能力。杨庆祥在论及21世纪的青年写作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时说：“不是简单的顺应或者简单的反对，而是要以对话的姿态进行自我和世界的建设，我觉得这是青年作家的‘义务。”以诗歌出道的春马无疑具备用艺术形塑世界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如何审视世界并展开与世界的对话，于他而言，包含了如何看待自己这一段看似短暂的成长岁月。

青春恰似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春马的小说涂满了他年少时期不停奔跑、不断呐喊、不停追逐的身影。小说呈现了主人公张二更青春成长中的矛盾、困惑，以及他和现实的残酷的对决。抵达和不能抵达这一对矛盾永远在撕扯在打斗，永远没有停止的过程。青春本该肆无忌惮一些，否则，白驹过隙，年华易老，人生难免徒增遗憾。青春可以不断张扬个性甚至是不断“试错”，打破任何戒律的羁绊，去建造一座哪怕虚妄却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城堡。可是在张二更的成长经验中，家庭羁绊、现实症候却没有赋予他青春该有的色调。反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忧郁而多思的少年，于粗鄙和残酷的环境中，尝试着可谓“奢侈”的浪漫美梦的制造，并在这一假定性的超越的过程中，展示出蜕变和成长的伤痕和代价。

青春与疼痛相伴。小说《自逐白云驿》中叙述了张二更这个大连农村男孩的残酷的青春故事。不同于城市中的“独生子女一代”无忧无虑的童年，张二更这个男孩从出生到成长中的每一步，都充满着诸多艰辛和磨难。小说开篇以第一人称的叙事口吻在“楔子”中以谈论生死为全文埋下了悲伤的伏笔。随着小说叙事的推进，张二更的家族记忆浮出水面。

仔细梳理张二更的家族记忆图谱，这里充满着人伦的惯习所带来的压抑和胁迫，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的农村生活的缩影。在那里，旧时的传统依然以家庭为单位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小说叙述从张二更对祖父和祖母的记忆开始，主要描述了张二更出生后婴儿时期的两种主要表情：哭与笑。哭是婴儿的一种本能，却被拿来与成年人的表情进行了一种混杂。在这里，如果说成年人的哭与祖母的去世必然相连，是一种人之常情、习俗所需，尚不失其自然与合理。但是小说对此种表情的怀疑和反讽却无处不在。且看张二更对人类表情符号的思辨：“我认为只有不掩面的哭才是真的痛哭。”但是亲人们的哭声“有节奏，尽管声源不同，却十分和谐，造成恰到好处的滑稽。”当哭变成了一种表演时，其中的意味便脱离了哭的本能性意义，转向了对农村社会习惯的一种质问。这种表演式的恸哭当然与人的社会角色扮演和权力占据具有盘根错节的缠绕关系。如果说张二更对成年人的世界的困惑是一种本能使然，那么在成年人看来，张二更的怀疑当然首先会触犯成人世界的“戒律”，并由此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果不其然，当张二更父亲发现张二更“不是在哭，而是在笑”的时候，便一脚将他“踢倒在墙角”。这就是少不更事的张二更对成人世界游戏规则的第一次触犯所付出的代价。

從张二更少年懂事时开始，他的家族经验逐渐获得了一种更为清晰的呈现，但是其成长的粗粝和生存空间的残酷性，却又每每让人产生一种绝望感。张二更的家中俨然遵从着一种传统的男尊女卑的习俗，充满着两性的对立。男权对女权的压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女性的异化。按照既有的传统惯例，张二更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本该被呵护有加，可是他所遭遇的是父母酒醉后的冷暴力。

小说通过很多细节展示了张二更个体成长过程中爱的匮乏与缺席。对张二更而言，他无法面对父亲酒醉后的肆无忌惮，更难以忍受的是母亲也被父亲“驯化”培养成一个嗜酒成性之人。就如同他的叙述：“我的童年笼罩在酒的淫威之下”，父母的酗酒行为给“我”造成了无穷的折磨和摧残。在张二更的农村里，喝酒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每逢节日必喝酒，喝酒之后必打架，“拳脚相向”，暴力随时都能上演，这些对张二更而言，更是一种必然出现的记忆逻辑。这种家庭战争——父母亲之间的殴打和发泄，让一个少年将更多的注意力不得不转向对自我的本能审视。

在春马笔下，张二更总能够对这些看似庸常的生活事件不断进行一种出自本能的思辨，这种思辨是对一种固定的世俗结构和形式的打破。同时，也体现出他自小对所谓规则和系统的蔑视和怀疑。也正是在这种怀疑之中，张二更逐渐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顺从”心理，此种心理渐渐形塑着张二更的一种近乎“接受型”的人格特征——“我”接受惨败的现实打击，甚至渴望以自身的惨败来迎合对方。张二更更是对任何事情时常感到“徒劳”，陷入一种对死亡的渴望和麻醉之中，此种心态虽然传达出一种顺从现实的“智性”，但是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恰恰是张二更为成长付出的残酷的代价。他在本该有烂漫的童年的岁月中却经历着种种希望的支离破碎。

可是青春年少的不安分的心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张二更也不断陷入想入非非的漩涡之中。一场场虚妄的精神之旅就此开始。张二更偶然之间在梦中进入一片白云驿。这是不掺杂任何杂质的一个理想之地，是得以让灵魂自由驰骋的居所。只有在此地，他才能够像一匹快乐的野马，“追逐流云”；只有此地，才能让张二更忘记“缰绳”的束缚和捆绑，忘记“皮鞭的抽打”。小说通过一种现实与梦境的不断折叠，让张二更在成长的不同时段多次出入于白云驿之中，从而让他从凡俗而压抑的现实生存中得以挪开那具沉重的肉体，享受灵魂世界短暂而又悠长的宁静和自由，沐浴青春年少该有的阳光的朗照和抚慰。白云驿不仅构成了张二更灵魂休憩的理想居所，更牵引着他对灵魂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思辨与拷问。

“我也同样是灵魂借居的肉体，是灵魂的锁链上悬挂的肉体皮囊之一。可是我对母亲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我的前生后世都不会爱母亲。只有我的灵魂停顿于此生，才会爱我的母亲。”

类似这样的思辨显然有着别样的意义，它使人物开始超越于现实主义的叙事之上，呈现出对个体起源与身份这一古老哲学命题的追问。白云驿不但为张二更叩问生命与灵魂的本质提供了契机，同时在叙事意义上，呈露了母亲去世之后“我”的思想的變化轨迹和图谱。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这种思辨也为张二更形象的全面性提供了可能。

小说用较多的篇幅呈现了张二更学生时代的生活以及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也描述了姐姐失败的婚姻给家人带来的痛苦，细数了姐弟两人为父亲重建家庭而付出的诸多努力。此外，小说也描述了处于青春期的张二更的性意识的启蒙。这种启蒙使得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深陷于白云驿的美丽梦幻之中，却也因此让自己闯了一场祸——对银莲的身体施暴。但是这一行为并没有得逞，而是从主人公的“笑”的描述中透射出几丝荒诞的意味。毕竟，现实中的施暴本身既是对白云驿中的浪漫情事的一种否定和“降级”处理，也是对自己理想破碎的一次祭奠。青春就是如此的混杂着纯真与残忍！几份痴迷与沉醉，又最终不得不一一告别。张二更在闯祸之后选择了逃离。

“家已经远远甩在身后，汗水把我湿成落汤鸡。我知道现在狼狈的样子不配再做人。可即便死了也是人之躯，烧成灰也是人的骨灰。这样让人痛恨的事实无法改变，实在是为人的悲哀。”张二更最终依然摆脱不了沦为失败者的宿命，他的悲叹透射着他对肉身存在的一种绝望式窥视。他的“救我，唤醒我”的“私语式”的呼唤表达着他冲破现实围城的冲动，这种声音无疑让人联想到鲁迅《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深沉的呐喊。尽管隔着不同的年月，其意义却有着相同的旨归。

白云驿所许诺的一切对彼时的张二更而言，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作为一种梦幻和意象的构筑，它极具象征意味，其浓郁的象征和唯美色彩反衬出青春现实的邋遢和沉重，徒劳和虚妄。可是，谁又能认定白云驿不会是张二更后来人生中的一种动力呢？这种幽微的希望之火说不定会成为现实呢？一切皆有可能。春马有意将个人悲怆的青春安放在一个绝望感极强的坐标体系中，通过残酷的讲述将个体成长的疼痛、家族的记忆呈现出来，显示着他的一种艺术自觉性的选择。试问，谁的青春里没有过绝望的挣扎和叛逃？春马的小说为我们反观自我和内窥青春提供了一面镜子。

作者简介 张益伟（1980- ），男，汉族，河南平顶山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陆 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