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强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宜昌抗战”有着重要历史地位。张海鹏认为“宜昌抗战”指“1939—1945年期间,在以宜昌为中心,包括信阳、南阳、随县、枣阳、襄阳、宜昌、荆州、常德、益阳等地在内的近2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中日两军进行了6年之久的拉锯、抗衡,以争夺对江汉平原、洞庭湖流域地区和陪都门户的控制权。”[1]坚持宜昌抗战,“东可以威胁日军控制的中心城市武汉,西可以阻止日军西进,捍卫陪都重庆安全,这个战略目标基本上达到了”[1]。宜昌沦陷后,兴山县西靠大后方,成了直接与前线相邻的后方县,其余三面同沦陷区和中共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相连,“沙(市)、宜(昌)沦陷以后,本县为陪都锁钥,鄂西北门户,当五、六战区孔道”[2]148。鉴于此,国民党第29、33集团军等多支军队和国民政府的军民合作站等机关长期驻留兴山县,阻止日军西进。宜昌抗战中,国民党兴山县政府动员青年参军、领导军运、修筑军运交通线、为军队提供力役与物资、安抚流亡与救死扶伤、兴办教育,这不仅换来了兴山一县的安定,更保障了连接大后方与前线交通要道的安全,但通货膨胀、民力衰竭和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等原因使其面临重重危机。国民党兴山县政府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国民党县基层政权的战时状态。目前学界关于国民党抗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蒋介石与抗战、国民党中央政府抗战等宏观层面,而对其基层政权抗战乃至战时地方基层政权的研究不够深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