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侯一凡 博士 内蒙古艺术学院讲师

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体系，与社会、民族发展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大部分人类学的著作都会提及艺术的问题，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博厄斯（Franz Boas）、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等学者都曾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过艺术。其中罗伯特·莱顿曾在《艺术人类学》一书中回答了艺术的创造力及语言与风格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重点关注到艺术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国内艺术人类学者方李莉在《艺术人类学理论的中国化建构》一书中也曾提到：“艺术不是脱离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独立存在的，必须要把它还原在具体的生活情境和社会语境及历史语境中去理解。”[1]人类学关注于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于美术创作来说，特别是地域民族题材美术，其创作观念的生成以及创作行为过程本身，都离不开社会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将其在艺术人类学的视域中展开探讨，是问题意识驱动下的有益尝试。

美国人类学家阿兰·P.马里安（Alan P.Merrian）认为艺术的组织模式是观念，观念导致行为的发生，而行为的结果以作品呈现出来，作品又是观念本身的反馈。[2]

在创作构思、创作行为的生成过程以及最终形成反馈的活动中，地域风貌与人文景观不断地在其中深化，使创作主体自然地产生心理定势，自觉地顺应地域文化审美倾向进行创作。同时，地域环境的审美风尚也会相应地在最终作品中反映出来。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3]，其与自然、社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们无法孤立地去看待，应当将其放置于民族发展形成的宏观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