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生 马 源

(四川大学 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成都 610065；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5)

建筑不应被约简为技术驱动物质过程的累积物；相反，建筑乃是特定思想观念的物化呈现。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古代建筑，思想观念内在支配的图景便清晰显现在我们面前。东汉张衡《东京赋》述明堂、辟雍、灵台三宫之营造：“乃营三宫，布政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李善注引《礼记》释“复庙重屋”曰：“复庙、重檐、达乡，谓天子庙饰也”；又注“规天矩地”云：“谓宫室之饰，圆者象天，方者则地也。……范子曰：天者，阳也，规也；地者，阴也，矩也。《三辅黄图》曰：‘明堂，方象地，圆象天。’”(1)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8页。明言其时汉帝国最重要的几处大型礼制建筑，正是采用天子制度“规天矩地”之作。所谓“规天矩地”者，即指建筑之布局营造需采用特定的形式以法拟天地，以便天子顺应天地四时之运行，制定相应的政令并进行相应的活动。其中，用以法拟天地的最重要的元素便是方、圆之象，而规、矩作为画圆画方的工具自然具有类似的指代意义，构成“天地—阴阳—方圆—规矩”之整套对应和象征体系。

中国古代礼制建筑通过“象天法地”以“交通天地”的意图非常明显：“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又以为祭天是天人之间的交通，故把祭天的明堂的图案设计成方圆图形的反复重叠……汉以后历代所建明堂虽形制各异，但脱不了方圆图形的大轮廓，直到明清的祭天圆丘，仍是以外方内圆表示天地交通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