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国，董 雪，辛智鸣，张景波，王学全，菅凯敏，马海峰，黄雅茹,，李永华,5,6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北京 100091；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内蒙古 磴口 015200；3. 巴彦淖尔市造林技术推广站, 内蒙古 巴彦淖尔 015000；4. 巴彦淖尔市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护中心, 内蒙古 巴彦淖尔 015000；5. 库姆塔格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甘肃 敦煌 736200；6. 甘肃敦煌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甘肃 敦煌 736200）

生物量不仅与植物生存适应能力及生产能力密切相关[1-4]，而且是计算生物碳存储的重要参数[5]。生物量可以反映群落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从而可以间接说明生态系统的功能[6-7]。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对生物量有巨大的作用[8]，植物对各营养器官生物量的分配策略是其对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同时受到个体植株大小，以及环境和群落物种组成等因素的影响[9]。随着植物生物量研究的深入，植物个体生物量及其分配模式逐渐成为研究全球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重点内容之一[10-11]。

灌丛沙包广泛分布于西北干旱区，是植物与风沙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阻拦沙子，被埋枝条能够生长不定根，从而在沙包内部和下部形成两层根系分布层[12]。风沙和植物的相互作用可能改变植物生长及生物量分布，使已有生物量预测模型难以适用于灌丛沙包的生物量预测。由于植物生物量采集破坏性强、工作量大、采集测定困难，尤其是根系生物量，一直是困扰植物生物量研究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