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达明

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将两江总督一职授予曾国藩并非心甘情愿，只是想借湘军之力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目的达到之后，清政府无论从政权安全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需要出发，都要想方设法收回当初被迫让渡给汉人的权力。历来谨守臣子本分、既不恋权也不争位的曾国藩，对于清政府的举动却进行了少有的抗争，结果在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曾国藩当晚“竟夕不能成寐”

同治三年（1864）九月，新捻军在湖北蕲水击毙清军将领石清吉，并将成大吉包围在蕲北。清廷闻讯惊慌，急命曾国藩驰援，两江总督一职由江苏巡抚李鸿章代理。

曾国藩本想在镇压太平天国后为大清的“中兴”做些实事，为此于九月初八急匆匆将两江总督府从安庆移驻金陵。第二天他便考察贡院工程，着手恢复中断十余年的江南科举考试。初十日，又在两江总督府核定安徽全省丁漕征收章程。十一日，决定十一月举行乡试。十月初四日，送别回乡养病的九弟曾国荃后，曾国藩即全身心投入到恢复江南秩序的各项工作中。可是仅仅过了9天就接到廷寄，让他奔赴鄂皖交界处剿捻。据《曾国藩日记》记载，曾国藩当晚“竟夕不能成寐”。

成大吉只是一个记名提督，他被捻军包围在蕲水，却要曾国藩亲统大军前往救援，咸丰十年秋天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咸丰皇帝狼狈逃往热河途中，也只是令曾国藩速派鲍超率部北上救援，朝廷如今做出这样的决策，轻重岂不是完全颠倒了？

更不合情理的是：3个多月前，曾国藩才拼死力剿杀太平天国，两江总督府更是刚刚移驻金陵，他就算是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也应该有喘息时间，朝廷这样做，岂不是成心要将其累死！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十一月初五，曾国藩又接到朝廷新的命令，叫他继续担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继续担任江苏巡抚。事情发生这种戏剧性变化，固然是捻军不久撤围而去，成大吉脱险，但主要还是曾国藩于十月二十二日上奏朝廷：“臣用兵十载，未尝亲临前敌，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此次拟仍驻扎安庆、六安等处，派刘连捷等入鄂，听候官文调遣。”明确拒绝亲赴蕲水。

熟悉和了解曾国藩的人都知道，他是绝少公开和直接拒绝朝廷旨意的，这次确实是一个特例。

本来，让九弟曾国荃开缺回籍并裁遣他手下的大部分湘军，足以让朝廷放心了，但朝廷还是如此害怕曾国藩久任两江总督，这是为什么？

原来两江总督一职的政治地位虽在疆臣之首直隶总督之下，手中实权却远在其上。这不仅因为江苏（包括上海）、江西、安徽两江三省是国家的富庶之区和财源要地，而且进入近代以来，两江总督还兼管两淮盐政并例兼南洋通商大臣，既掌控两淮盐税，又手握对外交涉大权，和外国通商的税收也由其掌管，可谓集军事、行政、财税、外交大权于一身。这些年来曾国藩在两江地区建立了非常發达的权力支配网，他在江南的势力实在太大，成了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清廷这次调虎离山，虽因曾国藩的公开反对而告失败，但当同治四年（1865）四月下旬捻军击毙僧格林沁，清廷再次急调曾国藩北上剿捻、由李鸿章代理两江总督时，曾国藩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了。然而曾国藩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已经老老实实离开金陵，心甘情愿交出了两江总督一职，但朝廷还是不放心，非要彻底切断他与两江的联系不可。

就在曾国藩北上剿捻不久，朝廷又打算将李鸿章调开，让他带兵赴河南剿捻并兼顾陕西和山西门户，两江总督改由漕运总督吴棠代理，吴棠和李鸿章空出的职位，分别由曾国藩昔日幕僚李宗羲和丁日昌代理。

吴棠担任的漕运总督，主要负责从水道运输粮食供应京城或接济军需。吴棠长期驻扎安徽中部，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后，漕运中断，吴棠因而长期无所事事。吴棠与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也相对松散，既无冲突也说不上亲密。可吴棠与慈禧太后的关系特别不一般。慈禧引吴棠为心腹，让他担任两江总督，既可厚报旧恩，又能夺回两江这一富庶之区和财源要地，可谓一箭双雕。

清廷此举对曾国藩集团无异于釜底抽薪。两江一失，饷源立断，湘、淮两军必然仰人鼻息而受制于人，曾国藩昔日坐困江西的历史又将重演。曾国藩在九月十六日写给澄弟沅弟两位老弟的信中，就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担忧：“李（鸿章）不在两江，则余之饷无着矣。”

可慈禧既对曾国藩集团长期盘踞两江财赋要地不放心，迫切希望切断他们与两江的联系，又要显示自己充分尊重曾国藩的样子，于是假惺惺地让军机处发出寄谕，就这一人事安排专门征求曾国藩的意见，并要他同李鸿章、吴棠函商妥当之后迅速复奏。

九月初十日曾国藩接到谕旨后，虽然一眼就看穿了朝廷的不良用心并“竟日为之不怡”，但如何答复却颇难下笔。从内心来讲，他是坚决反对这一安排的，但是能说半个不字吗？但曾国藩毕竟是奏牍老手，他在与幕僚们连日密商之后，终于有了主意。

巧词上奏，不甘就范

仅仅过了9天，既不与李鸿章也不与吴棠函商的曾国藩，即呈上了《奉旨复陈近日军情及江督漕督苏抚事宜》这一著名奏折。他完全避开两江总督与吴棠不谈，只在近日军情和李宗羲与丁日昌的任职资格上大做文章。

曾国藩说：臣查近日军情，捻匪回窜，遍布菏泽、曹、定等处。……不仅陕西和山西没有大患，而且河南也不必过于担心。另外，淮军潘鼎新、张树珊、郭松林、杨鼎勋、周盛波、刘铭传六大精锐主力，早已调往剿捻前线，如今驻守在山东和苏北等最紧要地方，留在江南的只有刘秉璋等少量兵员，他们分驻苏、松、东坝等处，万不能再往外调，否则江南千里空虚，无兵可守。

曾国藩之所以要在近日军情上详细着笔，无非想让朝廷明白：命令李鸿章赴河南剿捻并兼顾陕西和山西门户，这些地方现在却没有“可剿之贼”，要他去干什么呢？再说李鸿章即使要去，“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他一个光杆司令去了能做什么？这是本奏折强调的第一层意思。

曾国藩接下来说：李宗羲由安徽知府，刚于去年保奏为道员留江苏补用，今年又连升两淮盐运使、安徽按察使、江宁布政使，一年三次升迁，速度比谁都快，可以说是非常之遭际。再说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如果一下子提到漕运总督高位，恐怕提拔得太快了吧！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由知府升道员，由道员升两淮盐运使。他对洋务工作（江苏巡抚管辖的上海涉外事务较多）虽然比较熟悉，但毕竟资历太浅，物望不孚，洋人又变诈多端，所以“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言下之意为：丁日昌如果担任江苏巡抚，不仅资历浅，而且镇不住洋人，是难以胜任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李宗羲和丁日昌不能骤然擢升，曾国藩又写道：对李宗羲与丁日昌如果提拔太快，不仅本人易遭弹劾，而且会殃及荐主，到头来不是爱他们，而是既害了他们，又连累了保荐他们的人。曾国藩言下之意是：李宗羲与丁日昌都做过我的幕僚，外人自然认为是我保荐了他们，我可不想担任何干系，所以还是请朝廷千万别做这件事。

文章做到这里，再傻的人也知道曾国藩想说什么了：既然李鸿章不应调赴河南，李宗羲、丁日昌不应骤升督、抚，吴棠也就毫无理由代理两江总督了。

至于曾国藩无视寄谕要求，不跟李鸿章和吴棠函商妥当就迅速复奏，曾国藩也有冠冕堂皇理由：“朝廷而遥制兵事，其患犹浅；阃外而干预内政，其害实深。从古统兵重臣遥执国命，未有能善其终者。”

曾国藩还说：同治元年（1862）正月皇上命我保举封疆大员，当时我的回复是“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能再分朝廷用人之柄”，如今哪敢公开与吴棠、李鸿章商量谁该做督、抚大员呢？任命督、抚大员的权力只能皇上独享，带兵统帅怎么能做这种越权干政之事？

曾国藩明明担心与吴棠会商会使自己陷于尴尬境地，却冠冕堂皇说外臣不能“干预内政”和“遥执国命”，否则“其害实深”，自己也不能“善其终者”。

巧妙设词来加以拒绝，曾国藩此奏可谓费尽心机、妙到毫巅。此文写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讓慈禧太后有苦难言、后悔莫及。

慈禧太后本想利用曾国藩的温驯谦让，诱使他在客套、迁就中乖乖就范，哪知曾国藩聪明绝顶又狡猾万分，不仅把球成功地踢了回去，而且轻而易举、理由十足地否定了朝廷已经做出的决定。

之后，清廷再次谋夺两江总督之职并取得暂时成功，是在中原战事基本结束之后。

同治七年（1868）六月捻军失败，事隔一月，清廷即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遗缺由闽浙总督马新贻调补。马新贻虽与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同榜，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进士，本人也在两江总督下辖的安徽省为官多年，与曾国藩的私人关系还算不错，却不属于曾国藩集团。他能接替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小有能力和才干当然是原因之一，但主要还是清廷的平衡政策所致，所以曾国藩接到新命后，心中始终有一股卸磨杀驴的感觉。

然而，直隶总督毕竟名列全国八总督之首，让曾国藩担任此职，政治上无疑是重用，所以曾国藩虽不情愿，但还是在疑虑重重中北上就任了。一年多前，李鸿章即已升任湖广总督，离开了两江。至此，清廷总算夺回了两江总督一职。

谁也想不到的是，仅过了两年时间，马新贻这个表面上能被各方接受的人物，竟被人公然刺杀于两江总督官署，清政府不得不将曾国藩调回来稳定江南局势。从此以后，两江总督便成为曾国藩集团的禁脔，旁人再也不能染指，清廷更是无力夺回。

李鸿章为此致信曾国藩说：“若（同治）七年秋不妄更动，或穀山（马新贻）僻在海滨，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居非其位，才不称职，就会招致祸患）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慝也。”又说，“穀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两江理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

李鸿章信中写到的“伏莽”，究竟是一股什么势力？为何只有曾国藩集团能够镇住？而他所说的“理大”，又大到何种程度，为何只有曾国藩集团能够办理？这就只能让读者去猜想了。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