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平

在我遥远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健壮挺拔的人，就如同湖南家乡那坚强繁茂的香樟树；父亲也是一个威严冷峻的人，如同耸立于海中的礁石；父亲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就如同永不停转的星辰。

小时候，每天早晨我们还没醒来他就离开了家，晚上我们都睡着了他才回家，即使是星期天也很少见他休息。因此，我们感觉他既离我们很近，也离我们很远，近的是我们一家人就生活在一起，远的是我们见他一面，说上几句话还挺不容易。那时父亲给我们的最深印象就是他对待自己和家人总是严格苛刻，对待他人和身边工作的同志总是宽容和蔼。他工作十分投入，办事雷厉风行，按母亲的话说，“你爸爸一天到晚都像在行军打仗”。妈妈说得一点不错，父亲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即使后来生活在和平年代，他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节奏也慢不下来了。

儿时的我对父亲更多的是敬重。他是一位老红军，反“围剿”、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多次负伤，是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过无数胜仗的了不起的英雄。我对他敬重之余，甚至有些畏惧。他对我们兄弟姊妹非常严肃，在家里说一不二。对母亲的话我们有时还会顶撞几句，但他的话谁也不敢不听，得像命令一样坚决执行，绝无商量的余地。我们兄弟姊妹的日常生活从来都是母亲关心，父亲很少过问，从母亲那里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关爱，而从父亲那里则更多感受到的是严厉。

细想起来，父亲对我们要求最严格的其实就是三件事：一是要求我们诚实正直。待人做事必须光明磊落、坦荡真诚，他决不允许孩子说谎话、耍心眼，极看不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行为，他常教育我们，“不管将来干什么，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二是要求我们刻苦学习。他不允许我们睡懒觉，看不得对学习的态度不认真，他过问最多的是我们的学习，检查最多的是我们的作业，不希望我们放弃任何一次学习机会。三是要求我们勤俭节约。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从小就穿惯了带补丁的衣服，老大穿小的衣服老二穿，老二穿小的衣服老三穿，以至我参军后穿上新军装，心里反倒有些不自在。父亲从不允许我们乘坐公家的汽车，常会为水龙头没能关紧，离开房间没有随手关灯这样的事情严厉批评我们。他看不惯浪费行为，碗里的饭菜必须吃光，吃剩的饭菜不许倒掉，留着下顿再吃，不小心掉在饭桌上的米粒要捡起来吃掉。他常嘱咐我们：“你们没经历过战争年代，没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很难体会今天的和平环境、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珍惜人民的劳动，从小養成勤俭节约的习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父亲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多的理解，在理解中产生出更多的崇敬，特别是相同的工作性质使我与父亲在政治形势、国家发展、党的建设、国防军队和社会民生等方面有了更多的心得交流。他在思想、工作和学习上的一些经验使我受益匪浅，久而久之，我与父亲交谈没有了以往的局促，更多的是自然和坦诚，哪怕是抽空陪他下一盘棋，都能围绕如何把握大局观、如何提高棋艺讨论得热热闹闹。

尽管父亲对我们常常是一脸严肃，但我们已经从他的严肃中更多地感受到了关爱，“严父”和“慈父”的形象在我们心中逐渐统一，对他的爱和对他的敬也在我们心中越来越深。

父亲一生坎坷多舛，他7岁随母亲从湖南湘乡老家逃荒要饭来到江西安源，从小吃不饱穿不暖，13岁在安源煤矿当了童工，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毛泽东的亲自动员下，他不满17岁就参加了工农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此后戎马倥偬，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胜利还是失败，他都坚决跟着党走，从未离开过人民军队。从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开始，到渡江战役后解放舟山群岛，他一生中有20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从士兵到将军，从陆军到海军，从部队到院校，他始终勇于创业，敢于应对挑战，先后担任过许多单位的第一任领导，为新部队的组建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是党和军队培养了他，艰难困苦磨炼了他，残酷战争锻造了他，使他由一名普通矿工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

父亲对名利、地位、钱财都看得很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那些追名逐利的人嗤之以鼻，对所谓高官厚禄不屑一顾，他最为看重的是自己的三种身份：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和人民公仆。他从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只要条件允许，他必定要参加党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思想，亲自交纳党费，他去世前在枕头下压着的半年工资就是他交代我们要为他交纳的最后一笔党费。越是基层官兵、普通民众的疾苦他越是关心，父亲常说：“ 人民是最伟大的力量源泉，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为人民群众办事，为人民群众服务，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他的生命就会枯竭。”

父亲为人处世历来旗帜鲜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有些同志开始不适应，觉得他有些不近人情，但时间长了就会被他的坦诚所打动，就会感觉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有两种人父亲是很看不惯的，一种是虚伪、不诚实、讲假话的人；另一种是自私自利、一切为自己打算的人。有一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上小学时一次我们兄弟几个放学回家，在路上与邻近学校的孩子打了架，衣服都被撕破了，回家怕挨训，不敢说真话，只说是不小心摔跤划破了衣服。父亲得知真相后气得脸色铁青，母亲劝他说：“ 男孩子打个架，你用得着生那么大气么。”父亲却说：“我气的是他们说了假话。”我们兄妹中有谁犯错说了谎，他发现后必定会狠狠批评，相反如果谁主动认错，他都会理解原谅。

父亲对个人生活从来没什么要求，一套旧军装洗得都发白了，他穿在身上感觉很自在。一碗米饭，一碟酸菜，几个辣椒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他从来不在宾馆饭店请人吃饭，战友、亲朋来了就在家里多炒上几个菜，边吃边聊天，又乐和又节俭。他每次外出或下部队，总是要求与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得已参加的应酬他也要求尽量简单。他常说：“古人讲 ‘日食三餐，夜眠八尺”，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一个人应该有理想、有信念，应该去追求更高尚的东西。”

父亲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尽管后来也撰写过许多回忆文章，但对于自己的功绩却极少提及，即便是我們追问，他也是闭口不谈。在父亲的心目中，他的生命早就不属于他自己，他认为夸耀个人是可耻的，是无法面对牺牲战友的。他所述、所写的大都是那些与他一起浴血奋斗的战友，那些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的事迹，那些为了人民解放和新中国诞生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他很反感那些夸大事实、自我吹嘘的传记和回忆文章，认为这样做是忘记了过去，忘记了根本，无颜面对牺牲的战友。他曾对我们说：“在人民群众面前，在革命事业面前，个人永远是渺小的，作为幸存者，我们没有资格为自己评功摆好，谦虚谨慎不仅仅是作风要求，更是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

父亲酷爱学习，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可贵的学习精神，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因小时候家境贫寒，他没有上过一天学，饱尝了念不起书的痛苦，深知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他自参加红军后，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条件怎样艰苦，都从未间断过学习。即便是退休，甚至是在病床上，他都从未放弃过学习。年纪大眼睛花，看书很累，他就听广播学习。父亲晚年购买的唯一奢侈品就是一台进口的收音机，父亲走到哪儿就把它带到哪儿，从不离身。这台收音机跟随他十多年，成了他学习的伴侣。父亲生前勤于笔耕，写过不少文章，有战争总结、日记、回忆录、讲课稿、学术论文，甚至有诗词、小说，而且这些作品大多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从他写的文章里，我们更深地理解到父亲的理想、精神和意志都是怎样形成并愈发坚定的。

对素不相识的群众、普通干部战士、身边工作的同志，发现谁有困难，父亲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他接济过烈士遗孤、灾区民众、失学儿童、家乡亲朋、身边有困难的工作人员，等等，每次救灾他都要和母亲一起捐款捐物。父亲生前始终关注着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湖南家乡的建设，得知这些地方还很穷，群众生活还很困难，他的心情总是非常沉重。每当他听到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上不了学或中途辍学的消息，他的心就会像被人揪了一把那样疼痛，他常说：“ 我们真是对不起这些孩子呀，革命胜利几十年了，还有那么多孩子不能上学，不能接受教育，实在是愧对那些死去的先烈啊。”他生前一直坚持给希望工程捐款，家里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都被他一次次地捐献给了希望工程。他在临去世时，仍在病床上向我们交代，将他节余下来的1万多元钱捐献给家乡的小学，争取多帮助几个孩子。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我的关爱是最令人回味的。与母亲细致入微、让人时时感觉温暖的关爱不同，父亲的关爱往往体现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因病休学大半年，课程都落下了，只好在家自学。期末考试的时候老师劝我留级，我很不情愿，要求参加考试。对此，家里只有父亲支持我，他说：“你做得对，就是要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他亲自给前来家访的老师做工作，提出“就让孩子试一试吧，及格了就升学，不及格再留级”。结果我如愿以偿参加了期末考试，还取得了良好成绩，父亲非常高兴，拿着我的成绩单哼起了小曲，那情形我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

1968年初，我主动报名参军，母亲和家人都觉得我年纪太小，没离开过家，担心我适应不了部队生活，主张晚两年再当兵。远在北京的父亲听到这一消息却非常高兴，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信中写道：“你参军的年龄和我一样，这是人生的一大转折，标志着你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踏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我支持你的选择！但你要知道，从军这条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在这条路上，必然会有许多的艰难……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去勇敢地正视它、战胜它。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怀揣父亲这封长信，我登上南下的舰船，从此成为一名水兵。我参军的年月正值“文化大革命”，部队受到很大影响，一天到晚搞口号式的政治教育，谁学习业务就是走“白专”道路。当时我的专业是指挥仪电工，技术性很强，我想多学些业务，有时偷偷地看些业务书，结果被人打了小报告，连“五好战士”也没评上。

我把这种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他那时正在挨整，靠边站不说，写的小说《源泉》也受到了点名批判，日子很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给我回了信，信中说：“要做个真正的毛主席的好战士是很不容易的，遇到的困难是想象不到的，你必须做充分的准备，并以最大的毅力一个个克服……一切要体现在行动上。”他勉励我坚持下去，并说，“我完全相信你是一定能做到的。”正是父亲的鼓励，让我打消了顾虑，通过刻苦学习，很快掌握了专业技术，迈出了军旅生涯坚实的第一步。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我原本就是敏感体质，容易晕车，上舰后我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晕船，舰艇刚离码头出港， 我就开始头昏脑涨，舰艇稍有摇摆我就恶心呕吐，遇到大风浪，胃里的食物要全部“交公”，有时几天几夜呕吐不停，连苦涩的胆汁也吐了出来，有那么三四次我晕船晕得甚至吐了血，上舰不到半年我的体重就掉了十多斤，人瘦得不像样子，大家公认我为“晕船大王”。有好心的战友劝我调到陆勤，我的意志也有点动摇，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干海军。正当我彷徨迷茫之际，父亲和母亲一起来部队看我，我把自己的情况向父亲做了汇报，他当晚与我长谈到深夜，就是这次谈话，使我重新鼓起了勇气，坚定了战胜困难、坚持到底的信心。我怀着对海军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凭着一股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大风浪中吃了吐、吐了吃，硬是闯过了晕船这一关。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我都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再也没有动摇过。

父亲最后一次教育我们，是在他临终前的病床上，他得知我要去新的工作岗位，勉励我要熟悉情况，谦虚谨慎，踏实工作。他把我们叫到身边嘱托说：“我走后， 你们不要期望我会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和你们妈妈这一辈子什么财产也没积攒下，我只希望你们继承三样东西，那就是强健的身体素质，优秀的思想品质，过硬的成才本领，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到的。”父亲的这些教诲，至今还萦绕在耳边，提醒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时光悠悠，往事如烟，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26个年头。如今他长眠在曾经浴血战斗过的土地上，长眠在他的战友和同志们中间，他一定是安详的！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