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

【摘要】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文章以出版的视角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出版历史，为出版界、文化界、学术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传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程，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光辉成就。百年出版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是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开拓建设者，是中华文化走向复兴的坚强领导者，激励着出版界、理论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出版强国启新征程、谱新篇章。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百年出版 马克思主义 出版强国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6-005-11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6.001

中国共产党以其百年苦难辉煌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之魂。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本文以出版的视角回顧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出版历史，以激励出版界、理论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出版强国启新征程、谱新篇章。

一、建党之初：集中力量译介马列经典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没有走向真正的共和和实行三民主义。在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重压和干预下，中华民族又站在十字路口，民主革命前途堪忧。

然而，此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禁锢已被打破，外国人士和归国的留学人员带来了当时世界上的各种思潮，在大学、中学间和书报刊上传播，形成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出版高潮和思想解放高潮，各种主义都在努力表现自己。有关研究表明，1915年到1920年是中国出版最活跃的阶段，各种团体和文化人创办的报刊多达2万余种，代表了中国觉醒年代的文化景观。此时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问题，把注意力放在唤起民众、发动革命、变革社会这些根本问题上。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旨在传播真理、廓清蒙昧、启发民智、发时代之先声。特别是改名为《新青年》之后，成为思想启蒙的主阵地和发动社会大变革的新文化运动先导者，发现、引导、团结了一大批热血报国的新青年。

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中国加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革命先驱李大钊率先撰文宣传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十月革命道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先进报刊开始聚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早期革命家，从俄国革命胜利和马列主义书籍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成为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1917年，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迁北京，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主阵地和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助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除《新青年》外，上海的《共产党》《东方杂志》，北京的《京报》《晨报》《每周评论》，天津的《觉悟》《言治》，长沙的《湘江评论》等一批出版物都集中传播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道路。马列图书出版也形成热潮，据《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记载，当时译自多种文字的马列著作已近百种，各种译本虽不准确，但其作为一种思潮已然形成。1920年，受陈独秀约请，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出版，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丛书”10本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思想动员、坚定理想信念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对他影响很大，有的他读了10遍，铭记在心，用了一辈子。这代表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心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所作出的第一个具体工作决定是发展党员和办报办刊办出版社。具体而言，由中央或地方大力出版杂志、日报、周报、百科书籍、小册子和临时传单，出版物应全部由我党同志管理和编辑。党的一大闭幕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即成立人民出版社，由中央局宣传主任负责，组织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同年9月1日，党中央的机关刊《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刊登“人民出版社公告”，列出已出版和计划出版的书目：“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还有其他理论图书。其后，时任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写信要求加快出版工作，并列了出版书目。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把出版马列经典、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群众当作头等大事。1921年11月，陈独秀签署《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构成立后第1号文件，其内容就是为了准备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1922年7月前，必须出版20种以上马列经典、纯粹共产主义者的书。党对出版工作的重视从建党之初就已体现。

1922年上半年，党的出版工作异常活跃，除出版发行前述马列主义、俄国革命经验的图书外，还围绕纪念马克思诞辰和声援各地的工人、农民革命斗争，出版发行了《马克思纪念册》两万多册，马克思的故事和学说得到广泛传播。另外还有团中央的《先驱》、工人组织的《劳动周刊》等革命刊物出版发行。这些出版物都产生重大思想影响。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会同志进一步研究讨论加快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问题。此后中央出版工作由蔡和森、瞿秋白同志主持，很多党的活动家都参与了翻译、出版工作。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邓小平在巴黎创办《少年》杂志，毛泽东、李达在湖南创办《新时代》，陈独秀、瞿秋白分别在上海、广州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前锋》等。同时，马列图书出版步伐加快，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发行了《资本论入门》《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在这一过程中，党还创办了上海书店，专门经销马列著作，发行党的宣传刊物，并以上海书店的名义建立了崇文堂印务局。这实际上是党创办的第一个地下印刷机构。在毛泽民负责印刷发行工作期间，机构延伸至全国各地，如长沙文化书社、湘潭书店、南昌明星书社、广州国光书店、宁波书店、青岛书店……以至潮州、太原、安庆、重庆、香港等地都有了专门或代理门店，逐渐构建起以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报刊出版发行网络，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社会革命起到特殊作用。通过阅读许多革命前辈的回忆录可知，他们就是读了马列主义的书而改变了人生理想，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3年至1926年，党公开了政治主张和革命活动，出版活动也公开化、合法化。这时，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战争蓬勃兴起，培养工农干部的讲习所也到处兴办，党急需加强书籍和报刊出版工作，以指导全国的革命运动。同时，党对建党三年来全党办出版的问题给予了认真的总结和指导。党的三大、四大再次就出版刊物、宣传群众、教育培训党员作出了若干规定，要求全党加强宣传鼓动、出版刊物，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尽力编著通俗的小册子向群众宣传。党的四大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强调“应利用种种方法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最重要的是从实际问题中灌输简明的理论知识和浅近的小册子之编辑”等。在此期间，不仅党的出版机构出版或再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一些私营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等）也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宣传，支持北伐战争的进行。1925年6月，为推动工农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中共中央创办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瞿秋白任主编，报道革命消息和宣传党的主张。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赵世炎、周恩来等都在《向导》《政治周报》《战士》《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重要文章，动员部署各阶级联合起来，推动北伐战争，消灭各路军阀。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宣传工作决议》，要求宣传工作重点关注出版问题、编译工作问题和工农通信问题，加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编辑通俗的小册子，出版歌曲、传单、标语，以便更加广泛地宣传和动员群众，巩固大革命的同盟。当时的许多出版社、报刊社、宣传机构，都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迁至武汉，武汉成为当时革命和出版的中心。

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从少数知识分子走向公众社会、各类学校的重要时期，党的出版由秘密出版走向公开化，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新思想和民主革命的新思潮。例如，1923年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出版的大型丛书“东方文库”就收入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共产主义者读物;“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收入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经济学说》等马列著作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1924年，《赤都心史》《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等有影响的书公开出版。1925年，李达编著的“新时代丛书”出版，研究和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革命活动经验。1926年，《社会主義与近世科学》《资本论（第一卷）》等再版发行。鲁迅等人撰写的文学著作也在全国出版发行，形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高峰。可以说，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上万家私营出版发行机构都留下了红色出版的印记，与党的出版机构一起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进步文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延安时期：推动马列主义中国化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在这个紧急关头，党决定以武装斗争反对武装的反革命。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在南昌打响了第一枪。

为适应大革命失败后的局面，党中央决定利用一切条件继续加强出版宣传工作，先在上海创办了理论性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任弼时等主编，还创办了《红旗》《斗争》《实话》《党的生活》《党的建设》《解放》等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革命主张。1928年，中共中央通过《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提出要有计划地编译与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著作的小册子。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宣传部设翻译科、出版科、编辑委员会，指导社会团体、杂志社、出版机构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中央苏区建立后，党迅速成立了出版局、印刷局，创办了《红色中华》《红星》等多种党的刊物，一直延续到长征前。在根据地，党的出版完全是自主的，满足党的学习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也以巧妙的方式向国民党统治地区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和专业学术性的宣传，扩大党的文化影响力。这个时期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如“马克思研究丛书”、《辩证法浅说》《国家与革命》《资本论》《马克思论文选译》《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列宁回忆录》《新经济学大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马列著作，还出版了郭沫若的《中国当代社会研究》和他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瞿秋白的《海上述林》、茅盾的《中国的一日》等图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主编的“农民问题丛书”“国民运动丛书”共有86种，对土地革命影响很大。此外，左翼文学作品的大批出版、邹韬奋的《大众生活》周刊的创办等，对唤起民众投身革命、改造社会产生了全国性影响，代表了当时中国出版的进步力量。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既是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我党我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延安成为红色革命的大本营，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谋划了解放战争。延安时期，党对出版工作更为重视。刚到延安，中共中央就成立了出版委员会，统一领导书报刊、宣传品的出版，建立了统一的新华书店，担负全国的书报刊出版发行工作，中共中央发出《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毛泽东、杨尚昆联署发出《为出版〈长征记〉征稿》电报信函，党领导的一批革命报刊在延安和全国各地创刊出版，高高举起了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正义旗帜，鼓舞着全国民众。

陕北时期，党中央以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解放出版社、中国出版社等名义，先后或同时在延安、武汉、重庆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这些书稿由中央编辑委员会审定，由凯丰、张闻天审定出版，并通过新华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发行到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这个阶段是党出版的黄金时期，先后出版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及“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多卷本《列宁文选》《斯大林选集》，重译出版了新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列宁主义问题》《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重印了许多马恩列斯的经典文献，为全党学习和延安整风运动提供了全面的文献资料。还应指出的是，在党出版发行活动的影响下，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抗战文学出版也非常活跃，留下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国统区进步报刊、出版物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斗争英雄发挥了巨大作用，出现了邹韬奋、范长江等新闻出版英雄人物。中外记者访问革命圣地延安后，除报道所见所闻外，还写了不少游记类图书，以多种文字在全球出版，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记者斯诺、王公达，英国记者贝特兰等人，其引起全球关注的图书有《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等，由此中国共产党和延安抗日根据地的崇高形象开始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1938年年初，党中央认为，党已建立起全国性的党的出版、党报、党刊体系，要组织力量出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讨论抗日救亡等重大问题，加大国际刊物撰稿和译介红色抗日根据地出版物的力度。长征胜利后短短两年间，党中央在新闻出版战线打开了局面，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积累了精神力量。

延安时期出版最大的特点是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的一次大飞跃，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次创造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出版推向了新阶段。1938年9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中国的运动情况和趋势，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毛泽东身体力行，先后担任学习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编审委员会主任，一方面重新校阅、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领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台若干关于翻译、出版、报刊宣传的规定，另一方面组织哲学、经济、文艺、军事等若干研究小组或委员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基础。这一阶段的出版也集中在党的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发行上。毛泽东的《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自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论持久战》《毛泽东论文集》《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周恩来、朱德等的著作和报告的小册子，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甲申三百年祭》等，均代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主流出版。这些出版物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全党学习、统一思想、团结抗日，而且极大地震动了全国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使其心向延安。这些出版物在国统区和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这些出版物的出版和学习可以看出，党以极大的革命魄力引领了马列主义发展的方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道路。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结束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当时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论述，供全党学习，寻找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列举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种种危害和表现，推动了整风学习运动，促进了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进程，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出版和学习在延安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抗战胜利和解放全中国聚集强大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力量。

回顾这些历程可以深切感受到，延安时期的出版事业是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许多要求和经验对以后党领导的出版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出版必须由中央统一领导和审定，并指定专人负责，以便提高质量、教育全党，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各级党委都要设立编辑委员会，统一管理书报刊编辑工作，把出版图书报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各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出版、发行机构，以便更及时地出版发行书报刊，鼓舞人民打击敌人;一切出版物都要坚持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方向，关注抗日战争的实际斗争情况和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更好地团结人民去斗争;党办的一切出版机构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内容要适应时代要求和大众要求，做到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根据地的书报刊要“多用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这些内容直到今天依然是出版事业各门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三、新中国成立后：重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华北、东北等地区已进行战略布局，准备开始解放全中国的大决战。华北、东北等地已开始调集大批专业出版人才，办出版、编教材，培养新政权需要的各类人才。首先，在重庆大后方的各出版社根据中央指示返回原址，恢复出版业务，抢占出版阵地。还有一些革命出版社或合并成立三联书店，或恢复人民出版社的牌子，分别在重庆、华北、东北办出版，宣传人民解放战争。其次，大批编辑、记者、出版骨干被派往东北，创办东北人民出版社、《东北日报》等，同时借助苏联的支持办广播、电影，为全面接管全国的文化工作做准备。再次，创办《人民日报》，使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揭露反动派的罪行，指导党的工作，引导人民前进。由此，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对出版工作发出很多指示，其中有如何接管大城市官僚资本外国人出版机构和报纸的指示、如何创办新政权出版和报纸的指示、如何解决新闻出版干部不足问题的指示，为全国解放后的新闻出版确定了政策原则。其间，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出版社、书店仍准继续营业;新华书店是党实行思想领导的一个有力工具，是党委宣传的一个重要业务部门;出版工作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工作，必须实行党的统一领导;要在全国加大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经典著作的力度，全党全国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政治经济学，以解决进城以后的本领恐慌问题;中央必须办大印厂、大书店，把解放区出版事业统一起来，把编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献和中共中央重要文献之权统一于中央，消灭出版工作中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要在解放了的东北迅速设立翻译、出版机关，扩大翻译出版马克思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书籍。由此可见，党中央在指挥解放军进行三大战役的大决战的同时，还高瞻远瞩地部署即将面临的新中国出版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业重构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0月3日，全国新华书店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为会议题词“认真做好出版工作”。会议认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统一全国出版，办好国家的出版社，出版事业要保持和发扬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图书出版和报刊经营要实行企业化方针。随后出版总署和新闻总署就“书刊出版发行和报纸出版发行实行邮（递）发（行）合一”向全国发出通知，奠定了全国书报刊经营模式。由毛主席亲自题写社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先后设立或恢复出版活动。除全国专营的新华书店外，分别建立了各种专业的和地方的出版机构。此后，中央批转《全国出版会议决定各项出版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对公私营出版业分工进行调整，发行机构不兼营出版，新华书店成立总店专营发行，编辑出版业务劃归出版社”。这就基本确立了新中国的编、印、发体制，该体制一直沿用至今。

1950年10月2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指出“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极关重要的政治工作”。随后，中央除了发布书报刊发行工作、图书评论、出版评论工作、出版工作方针、出版机构配备、内部书刊出版、提高出版质量、出版工作制度和纪律、查禁反动书刊等方面的决定和指导意见外，重点就做好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做了多次部署，强调加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是整个出版的重要工作。主要措施包括四项。

一是贯彻毛泽东强调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在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任务”。对于编印通俗读本（小冊子）、培训马列课教员、提高高校马列理论课质量，出版马列经典都是最重要的武器。1964年，中央下发出版和必读的30本马恩列斯著作目录，全党全国都要学习，以此掌握批判修正主义武器。

二是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以中央名义编辑出版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选集》，在全国发行学习。到1960年分别完成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了一批单行本，先后发行50亿册，“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从1961年《解放军报》开始刊登毛主席语录到《毛主席语录》成书，学语录渐成潮流。《毛主席语录》以50多种文字、500多个版本和10亿多册发行量成为世界上发行量、版次最高的图书，流行全世界。

三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集中力量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编译局成立后先后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共70多卷。1953年，中共中央发出近两年干部教育指示，要求全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著作。后来又发布补充通知，对党员干部、党外干部、党群机关、工商企业、技术人员、艺术工作者、医生、大中小学校教师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内容分别做出规定。出版业为此做了大量工作，配合各界的系统学习，传播中国化的马列主义。

四是中共中央批转出版总署党组《出版工作情况报告》，指出“必须加强并有重点地发展国营出版业，对于私营出版业、发行业和印刷业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私营出版业完全实行了公私合营，国有出版占据主导地位，为加强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及党的思想理论的出版宣传工作，出版纳入全国统一管理。1958年，全国创办了一批出版社和理论刊物，进一步开展国际性的理论斗争，在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倾向的同时，论述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巩固和强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业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气象，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从最高层担负起建立、经营、管理国家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的使命，管理、规划、指导国家所有出版物的编辑、翻译、审定工作，调整出版业内关系和政策的领导责任，形成一套基本制度体系。1956年，我国图书、报刊出版品种、总量已分别是1950年的7.6倍和6.2倍。党的八大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到来，出版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解放出版生产力，大批马列著作、自然科学著作、社会科学著作、古籍和古典文献、文艺作品、教育教学用书、外国文学和学术经典得以出版，形成新中国出版的新高峰。尤其是苏联文学作品出版、中国革命战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出版占据了图书出版的制高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岩》《红日》《红旗谱》《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烈火》《苦菜花》《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暴风骤雨》《创业史》《三里湾》等，以及“战争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都是感动几代、火遍全国的畅销书，引导人们树立革命的理想信念，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大道。这种激情燃烧的出版情结一直延续到雷锋、王杰、焦裕禄的学习宣传和革命样板戏的出版、传播，为那个红色的年代留下了出版物的见证，至今仍能勾起不少人的阅读记忆。

四、改革年代：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1966年后，中国社会进入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遭遇了严重曲折，出版工作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1976年10月之后，社会开始恢复正常秩序，启动新的发展。党领导的出版战线开始拨乱反正，在解放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几件载入史册的大事。

一是1977年年初，中央发文指出：要巩固和加强出版阵地，恢复书、报、刊出版，主要任务是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肃清“四人帮”在政治思想、文化文艺和出版、新闻、宣传战线上的流毒。停办的书、报、刊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一些新的书报刊、音像出版机构开始创办，如《十月》《当代》《读书》等刊物，还有上百家出版社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出版总量和活跃程度大大提升。

二是1977年下半年，恢复高考，考试用书和教学用书成为当时最紧缺的物资。为此整个出版界动员起来，为当年参加两批高考的1 700万人提供多学科复习用书和进入大学的学生学习用书，带动了出版业发展。出版量增加，纸张紧缺，党中央批示先解决高考用书的问题，缓解了出版的燃眉之急。

三是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后新华社、各种报刊都转发了这篇文章，由此引发了全党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了解放思想的运动，推动了拨乱反正工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了理论和思想的准备。这是出版界在历史关头的重要贡献。

四是大批出版人大刀阔斧进行出版工作，配合真理标准讨论和转折时期的思想解放，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国文学丛书”“走向未来丛书”，以及一批社会各界急需的工具书，为科学、文化、艺术春天的到来提供出版上的支持。

五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创作、出版“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民主精神鼓励下，各类作品的出版打破了“左”的禁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健康的苗头和“地下出版物”，党中央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指示要打击非法出版和地下书报刊（这也是出版工作“扫黄打非”的开端）。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要求对违反法律法规、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目的组织和出版的出版物严查严处，绝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书报刊和宣传品。这个文件给刚刚起步的出版业指引了正确方向，遏制了一时泛滥的非法出版活动，保证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版业的正确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极大地鼓舞了出版业，出版业改革的第一步是走出地方出版地方化、专业出版行业化的老路子，调整为“立足本地本行，面向全国全民”，政策限制减少，专业分工松动，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和专业出版机构的积极性，一批好书好刊走上市场，走向全国各地，引领了出版业发展的新浪潮。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要求要适应新形势，“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使出版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决定》对改革时期出版工作的性质和指导方针、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出版队伍的建设、印刷和发行的改革建议、法规制定等作出全面部署。在这个文件指导下，中国出版开始了改革、发展、开放、创新的历程。1983年至1988年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主要包括：探索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的转型，放开民营书店、书亭、书摊和发行环节的经营权;国有出版业放权承包、确立责任制、搞活经销体制、支持横向经济联合;制定有关出版管理和著作权的法律、法规，推行出版国际化。这些改变使出版行业和出版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马列经典著作出版、古籍出版、工具书修订出版、外语用书出版、科技出版和文艺出版，都有一些好书问世或再版，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邓小平文集》《甲骨文合集》《中华大藏经》《现代汉语词典》《辞源》《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十万个为什么》《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以及科技前沿、中外文学经典的各类系列书的出版，代表了中国出版在恢复中发展的不俗业绩。而1986年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举办，标志着中国出版与国际出版联系起来，开放合作逐步扩大。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出版战线贯彻中央《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集中纠正报刊、出版社过多过滥和思想内容上的错误倾向问题，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加强出版市场管理，完善出版战线上的“扫黄打非”制度。直到1995年，随着出台图书、报刊、音像市场管理的规定，以及颁布新闻出版职业道德规范、组织新闻出版工作者学习培训，这些内部建设方面工作的基本完成，实际上做好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体制改革方面的思想准备和规制准备。这一阶段出版重点内容基本都是在深化邓小平“南方谈话”学习，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尤其是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选择问题、正确方向问题。整个出版业都把重点转向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主要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著作，如《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讲话》单行本。配合这一时期学习的有关图书也都成为出版的主打产品，各种出版物都贯彻了改革开放总方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思想，发展平稳，为改革探路。

1996年至2000年，我国开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改革，同时为扩大开放，融入全球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建立对外合作体系做准备。中国出版、电影迫切需要改革，以应对文化市场的开放和外部的挑战。为迎接“入世”后的考验，党和国家开始在两大方面着手做准备。

一是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文化法制建设。国务院先后制定和实施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网络信息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法规，还就这些法规的执行进行具体规定或司法解释，筑起法制的保护框架。

二是作出文化开放的市场改革部署。1996年下半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强调文化事业要拓宽资本投入渠道，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筹资机制和多渠道投入机制。这就使出版业投资多元化，社会资本办出版和对外合作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随后，中央两办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新闻出版单位政企分离、管办分开、事企分设的体制改革开始实行，一批出版集團、报业集团、发行集团、印刷集团组建起来，新闻出版总署直属的国家级名牌出版社、新华书店、图书进出口公司、印刷厂开始剥离，筹建中国出版集团，各地出版管理局和人民出版社合一的情况终止，实现政社分开，多数省、市、区设立了新闻出版局，厘清了行政管理和出版社的职能。总体来说，这个阶段的出版改革主要是适应性的改革，即出版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后的出版市场开放的新格局。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载入党章，并强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巩固其指导地位。国内出版界出版了大批邓小平理论和研究性的著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理论，落实全覆盖、进教材、进课堂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整个出版界得到巩固。

党的十六大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文化提到党的建设纲领上，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作了历史性的决定，提出按照公益性文化和竞争性文化、文化公共服务和文化产业培育两类不同性质、不同思路的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原则及政策措施，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由此开始。实质性的改革开放和出版产业的创新发展逐次展开，重构了中国出版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格局。

一是全国试点，总结经验，指导全面。2003年上半年，党中央决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制定了试点工作方案。同年6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在9个地区35个文化单位先行试点，并要求出版当好改革排头兵。在这35个试点单位中，新闻出版单位占21家（另有文化7家，广电7家），占比是60%。新闻出版总署在组建中国出版集团，实现管办分离后，又派出力量指导21家出版社、报社、发行机构进行分类改革，完成了改革任务。一些主动要求试点的地方和单位也完成了转企改制，有两家还提前进入上市融资程序，探索公司制改革的路子。出版改革受到中央高度赞扬。

二是全面推开，加快进度，深化改革。2003年8月，中央发出通知，为适应出版改革的需要，要努力培养“一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社会责任感强、精通业务知识的出版家”，并分期分批对出版领军人才、编辑骨干进行“三项教育”，即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闻出版职业道德的理论和实践学习培训，为改革培育人才。

2005年1月，在总结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从此启动了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和参与文化产品进出口活动。按照中央部署，出版行业所有的出版社、报刊社、音像社、发行机构、印刷企业、进出口公司，都依据不同性质进行了改革。人民出版社、党报党刊、民族出版社、盲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这些有党和国家指令性任务的单位，保留事业性、公益性不变，但也须实行企业化经营方针，主要进行理顺体制、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的改革，人事、劳动、工资、保障四方面也要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经营性的出版单位（包括中央、地方、高校的出版发行机构）和非时政类的报刊出版机构和编辑部，都要转企改制，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和竞争力，“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走向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轨道”。通过几年努力，出版改革率先突破，组建了119家出版集团、发行集团、报业集团、期刊集团和印刷集团，一些单位深入改革，完成了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造，率先上市。出版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排头兵、文化产业的主力军。

为支持出版改革发展，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出版业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关于中央部委出版社转企改制的通知》《关于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把出版改革引向深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530多家出版社、3 000多家非时政类报刊、11 600多家发行单位和门店以及图书报刊进出口公司，全部完成转企改制，解放了出版发展的生产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率大大提升，出版市场服务和公益服务延伸至全国城乡地区，特别是随着网络出版、数字出版的迅速普及，人民群众空前地享受了出版知识服务，推动了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经验，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后，中央要求“按照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巩固提高、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要求，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随后，新闻出版业列入了五年发展规划，新闻出版建设真正落实到了“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中，一直延续至今，并纳入“十四五”发展全局。

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央全面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指导意见》，中宣部和有关部门印发了支持实体书店建设、农家书屋创新发展、校园书店建设及深化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有关文件。这些决定和措施使新时代出版在改革、创新、融合、发展上打开了新局面。一是集中出版发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著作，使其深入人心、走向世界，其出版品种和规模都是巨大的。二是围绕坚定文化自信这个主题，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力度，一大批古籍文献修订、出版工程得以实施，赓续了文化血脉。三是加强学术出版，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出版的支持。四是丰富对外出版交流，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出版交流和合作已初具规模，正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五是多业态、多形态出版走向融合发展之路，传统印刷出版、音像出版与网络出版、数字出版、智能出版深度融合，優势互补，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表现尤为突出。六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服务不断创新，面对读者高质量阅读的需求，出版提质增效，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精品力作、高原高峰越来越多。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实体和读书市场，是国际公认的出版大国。

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出版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传统变现代，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行业规模和实力猛增十几倍到几十倍。截至2020年，中国先后参加了世界上大规模的书展和版权交易活动，担当了巴黎书展、莫斯科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东京书展、纽约书展等40多个国际影响力大的书展、书市的主宾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向外国领导人赠书或亲自出席主宾国活动讲话等方式参加了这些国际文化盛宴，推动文化“走出去”，让中国书香浸透在异国他乡，许多国家由此“刮”起中国风。国际版协主席多次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业和阅读市场，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叫国际出版行业。中国的数字出版领先全球，中国网络小说已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品牌。这些同行业的客观评价，反映了中国出版的创新发展形象。

从软实力上来说，从改革开放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各类出版文化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一是马恩列斯全集系统译校考证再版，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出版项目的完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等出版工程百部经典的问世，真正使我国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出版和研究中心，成为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宝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出版也是举世空前，《毛泽东文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理论文选的出版发行，向世人讲述了中国革命的光荣历程和伟大精神。反映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如《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各种读本，成为政治出版、主题出版的新亮点。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回答了全球百年变局中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问题，发展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

二是出版了二十四史新译本、点校本、注释本，整理出版了清史、民国史，编写出版了《中国通史》。《当代中国》大型系列史书全面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加大了党史、国史、军史、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和出版。组织出版了中国历史人物史、古代思想家评传、近代思想家大型丛书以及中国出版家、中国名记者、中国美术史、中国音乐史、中国印刷史、中国出版史等各门类各学科的大型史书。尤其是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工业史、中国农业史、中国科学史、中国教育史等方面的图书，内容丰富、通俗易读，成为全民阅读的普及读物，使中国盛世修史的传统得以发扬，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四个自信”。

三是实施了善本再造、古籍整理、汉籍回归、考古文物梳理出版、经典类聚的《中华大典》出版等大型出版工程，完整系统地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且与时俱进地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民族文化更加富有魅力，更加传之久远。再造善本1万种，域外汉籍回归11万种，整理出版90%的重要古籍，《续修四库全书》和《中华大典》汇集几十万种历代出版物，《儒藏》《道藏》《大藏经》及各民族文献出版，展现了中华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景象，赓续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血脉。

四是出版了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主的科学技术书群，翻译出版了以计算机、互联网、数字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前沿的优秀著作，为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供了智力支持，传播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成果，我国科技出版和学术论文发表稳居世界第二。

五是国际出版能力大幅提升，以各种文字出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英对照的《大中華文库》发行全球，200多种中英双语的科技、学术期刊，已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及图书馆，有力地传播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每年输出的版权已达1万多种，不仅有工具书、大众图书、文艺图书，还有各类学校的教材、法规、科技、少儿等方面的优秀作品，彰显了中国出版的国际影响力。

另外，我国的教育出版、儿童出版、数字出版、网络文学出版，以及《读者》《考古》《中华医学》《中国科学》《新华文摘》等期刊群也受到全球关注，十多年来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全球出版界都为中国在这些方面高质量发展而震惊，也为中国原创性作品的跃升大加点赞，称21世纪是中国的出版世纪。

从硬实力上来说，我国出版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新闻出版进入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列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国家、社会企事业、市场、个人投资不断加大，出版传播队伍不断扩大，国家三大基金60%的份额资助了书报刊和数字出版。到2020年，我国各类出版机构达到了4 000多家，发行机构18 000多家，新增实体书店2 000多家（包括高校书店），是全球书店减少潮中书店增长最快的国家。大批多功能新阅读空间正在形成，网上发行和阅读服务占比达25%。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平台图书评讲推介吸引了亿万读者，形成了新业态。国家和社会资助兴建公共图书馆3 203个，馆藏可供借阅书籍平均在百万册以上。国助民建的农家书屋、职工书屋、军营书屋、社区书屋（读书室）、新市民书屋达90多万家，可供阅读的图书超15亿册，每个书屋配送报刊30种、视听光盘100种和1套电视播放设备，大部分书屋有了数字读物，为全民阅读提供强有力的硬件服务。各种官方媒体和新媒体都开办了全民阅读服务平台。目前我国儿童读书率达98%，成人阅读率达85%，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大大丰富。由于传统出版、音像出版、网络出版、数字出版、智能出版多业态融合发展，中国出版能力突飞猛进。2020年仅印刷图书品种就达51万种、总印数100多亿册、总发行90亿册;报纸出版1 870多种，总发行227亿份;期刊和音像出版多年保持稳定，总发行分别是20亿册和1亿盘（盒）左右，满足了市场需要。电子、数字和网络出版每年都以30%的速度增长，新产品年均在百万种以上，形成了强大的阅读冲击力。为借鉴和吸收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我国开放市场，引进其他国家的版权和出版产品，丰富我国图书市场。2020年引进版权16 800多种，购进图书、报刊、音像、数字出版物20多万种，包括全球优秀图书和学术、先进技术的出版物等。中国图书市场上动销产品一直保持在年均200至300万种之间。各种平台上的听书也有60多万种，长年听整本书的用户占成年用户的26%，2020年听书品种比2019年增长63%，用户增长22%，不同人群看书、听书、读屏等多样式阅读需求，促进了出版业的融合发展和业态创新。整个出版业产业链条上的营销收入超4万亿元，远超美国年均400亿美元的出版业收入。其中印刷、音像出版产值达25 000亿元，数字出版10 000亿元，影视音乐出版6 200亿元，网络出版尚未统计在内（目前国家将网络出版产值划归互联网经济类），加上外贸、版权的收入，出版业的经济价值不断提升，在劳动就业、发展教育、物流产业、人才培养、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做出巨大贡献。出版业在创造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获得两个效益的双丰收。

結语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历程，可以深深感到，党在每个时期都把出版事业放在重要日程上，加以领导、规划、支持和不断建设、发展，使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军，使曾经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传统出版焕发青春活力和时代风采，成就大国出版的辉煌业绩。百年出版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是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开拓建设者，是中华文化走向复兴的坚强领导者。在庆祝建党百年的时刻，回顾从前路，我们无比自豪，展望新征程，我们更加自信，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1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鼓舞下，中国必将早日建成全球的出版强国，再创中国出版的时代辉煌，占领出版传播的全球制高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新超越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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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a Century

LIU Bin-jie（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centenni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lls on 2021. Th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shing and to highlight the roles of publication， culture and academic circl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one-hundred-year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CPC， presents the CPC's great journey for the spreading， learning and applying of Marxism over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In the meanwhile， it also demonstrates the glorious achievements of the CPC in sinic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past century's publication practices have proved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faithful successor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main creator of China's Red Revolution culture， the pioneer and builder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rong leader of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aims to encourage the publishing and theoretical circles to stay true to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 keep thei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as well as to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and write a new chap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country as a publishing power.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blication in a century; Marxism; publishing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