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没有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单凭新闻事件的组合，我们也毫不怀疑“百年大变局”几个字的分量。

新冠疫情致使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陷入“停摆”，世界政治经济趋于“收缩”。美元放水引发的通胀风险，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仍如火如荼。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未抛弃特朗普推崇的单边主义，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当开放和包容可能不再成为当下全球化的主流，全球经济“慢性萧条”的苗头开始显现，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有各自的困局。

这场大变局，每一项都和普通人息息相关，物价和房价上行、货币贬值……在这变动不居的经济环境中，这些专业术语正成为普通人口中常见的词汇。集体焦虑之下，只有把握大势，看清大局，我们才能在这变化得令人猝不及防的世界里落稳脚跟，坚定地走下去。

美国放水，全球遭殃？

毫无疑问，美元周期早已深深嵌入世界经济增长时序。疫情后经济恢复之际，担当“世界央行”角色的美联储不断滥用美元世界货币的特性，施展无底线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元霸权主义加剧了世界经济不稳定。

要知道，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美联储掌握着全球流动性的“总阀门”。当美国不负责任地超发货币，这些廉价的“热钱”就会从美国本土跑向全球的市场，所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会重新锚定，全球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就会暴涨。此外，美元印多了以后，会导致其他国家持有美元资产的外汇储备贬值。

以上种种行为，都是美国在靠着美元霸权在全世界“薅羊毛”，将美国国内的泡沫传导到全世界。当前，大宗商品价格猛烈上涨，各国CPI逐渐上升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随着美国疫苗接种率提高，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美国的经济也会恢复正常轨道。麻烦又会到来：当美联储收紧“水龙头”，放出来的“水”就会迅速从新兴市场流出，回撤到美国本土，那些高杠杆、高债务的经济体股市很可能直接崩盘，爆发金融危机。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由此引发。

可见，美国“大水漫灌”的后遗症很复杂，各国对美元代表的信用货币的不信任感加强。

就国内来说，大宗商品价格正在创历史新高，国内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人民的资产不安全感正日渐严重。

一些学者将如今的通胀命名为“新通胀”。传统通胀主要表现为消费品价格上涨，削弱人们的购买力；新通胀不擅于推动消费品价格普涨，但“吞噬”财富的能力却一点也不含糊。当资产价格涨个不停，情绪高昂时，我们突然发现，富人正在越变越富，普通人的财富却在这场潜在的“掠夺”中缩水了！

两极分化，撕裂难愈？

去年，英国扶贫慈善组织乐施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全球最富有的2 153人掌控的财产要超过46亿最贫穷者财产的总和。从国家看，过去30年，全球最富国和最穷国人均GDP差距扩大近120倍，全球最富有的 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

问题的严重性超乎想象。

财富两极分化背景下，富人财富的增值却不会带来消费的增长，贫困阶层严重缺乏消费购买力，这会导致全球范围内需求的长期萎缩或供给过剩。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最有力马车，其他原材料、投资品都是派生需求，消费的萎缩将沿着产业链从下游往中上游形成持续的收缩压力，这种经济收缩必定会全球扩散。

社会的分化加剧，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普通人的被剥夺感会日益严重，处理不好可能造成社会撕裂。正如拉美国家陷入民粹主义经济学泥潭，无法实现跨越中低收入陷阱的目标。

在这种分裂化和极端化的趋势下，不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容易传播扩散，对于政治家来说，中间立场也不再是最佳选择，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选择极端立场来进行政治投机。

这种形势下，美国举起關税大棒，全球化面临“全球分化”趋势。

首先，美国开始对中国实行贸易战与科技封锁，恶化中国贸易条件，使华为、中兴等高科技企业面临空前挑战。不仅如此，在“美国优先”理念下，美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宏观政策协调、发展援助等领域通过“退群”逃避国际责任，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忽视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分析可见，全球化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实体经济结构性矛盾及其作用下普遍的收入分配两极化。“退群”的态度不能解决全球化遇到的“瓶颈”阻力，唯一的方式是利用产业技术革命和有效的全球治理切实改变经济增长的动能。而这种全球经济关系调整，呼唤的是更加自由开放的要素流动，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达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效果。

思路众多，落点何在？

必须承认，在复杂的世界格局背景下，我国传统意义上战略机遇期正在缩小。面对困难，专家学者开出很多药方，从宏观货币政策到推动科技创新应用等等，都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一切政策都会有一个落点，都有个归处。我们认为，面对“大变局”，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还是培育有效率的企业。

企业是社会肌体的活力细胞， 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如今，一切科技进步、消费提升、吸纳就业等都需要企业维持。企业在组织生产要素、价值创造的环节发挥先导性、支配性作用。没有企业，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会发生，一系列围绕科技创新带来的产品创新和产业繁荣也将不复存在。

因此，形势越复杂，条件越多变，我们越应该发展有效率的企业。

反过来，有效率的企业也呼唤更加公平、开放、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以维护市场秩序。一方面，应该更大力度保护私有产权，重点避免对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侵权；其次防范商业欺诈，避免企业、企业高管和大股东的欺诈行为损害消费者权益和中小投资者权益；再次，着力改善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生产者合法经营的权益，在市场准入、纠纷仲裁等环节健全有效的制度保障。

如此，我们才能在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形势中找到最具确定性的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