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竞争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列强交侵与军事、政经改革不尽如人意的压力下，国民身体的改造被视为“提升族力与国力的辅助手段”和国家改造的前提，由此“身体”成为国家权力的从属物，“在20世纪初叶变成一个众所瞩目的焦点”。［1］“病夫”想像的原罪感，亦“使得国民身体素质的检讨批评成为新的思想课题”［2］，振兴“科学的医学”“注意民族健康”“把卫生思想普及于民众”，被认为是“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3］时至抗日战争爆发，以支持抗战、复兴国族为主旨的西北开发思潮勃兴，建设医疗卫生事业自然成为西北开发的内容之一。有鉴于此，本文以甘肃省夏河县卫生院为考察对象，探究社会政治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与边疆少数族群身体生成间的关系，以及西北开发中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经验。①

一、身体国家化与夏河县卫生院的建立

近代民族国家将“身体的‘殖民’权利由家庭和礼教体系转移到国家的手上”，“以身体的国家化作为建国和立国的基础”。［4］因此，民族主义者除强调国家对国民身体的规训外，同样关切人口的数量。如孙中山讲民族主义就“盛称列强人口增加，数目惊人；而仅仅以中国人口日渐减少为虑”［5］。他指出：中国“生长了四万万人”，这是“各国人所以一时不能来吞并的原因”。并警告说“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得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