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楠

“美国回来了，外交回来了”——今年2月拜登在美國国务院面对摄像机发表外交政策讲话时如是说。他特意选择在以“美国首位外交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命名的房间发表这个讲话。三个月后，上任百天之际，拜登面对国会发表其首个国情咨文演说时再次传递出相同的信号。谈到国际舞台上的美国，拜登强调“国际合作”和“全球参与”的重要性，并表示实现这种目标的前提“始于国内”，即，“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拜登不遗余力地阐释着与其前任特朗普“泾渭分明”的外交理念，但这真的是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路径吗？

“攘外必先安内”

2019年初，美国《大西洋月刊》刊发了民主党政坛新星杰克·沙利文撰写的文章，其主旨是对后冷战时期“美国例外”原则进行反思和批判。沙利文写道，美国继续屹于世界之巅的前提是尽快回应国内日趋兴起的“部落主义”，以及中产阶级的“空心化”问题。文章发表时，沙利文正在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组建的两党特别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2020年9月，在美国大选步入“深水区”时，该课题组发布了名为《令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的报告（“卡耐基报告”）。这份耗时近两年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全球战略脱离国内政治的总体趋势发出了警告，敦促未来的美国政府专注于内部建设，“强化长期战略竞争的国内基础”。

无论是沙利文的论断，还是“卡耐基报告”传递出的思想，背后反映的都是美国面临的“全球化困境”：其在冷战后主导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不仅无法为美国国内中小企业和中等收入群体有效提供“等量报偿”，甚至还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经济低迷和不平等，严重伤害外交事务的“动力源”，弱化了美国既有的“灯塔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