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倩茹, 胡范铸

(1 上海体育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上海 200438; 2 华东师范大学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传教士双语辞书的编纂和出版始于明末而盛于晚清，19世纪以传教士为主体或主导编纂了70多部中外双语辞书[1]。这些传教士的辞书，采用不同于中国传统辞书的编纂理念， 不但促进了中西辞书编纂的互动交融，更构建了一种与中国自身传统知识体系迥然不同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其中，加略利的《字声总目》(SystemaPhoneticumScripturaeSinicae)[2]和《汉文总书》(DictionnaireEncyclopédiquedelaLangueChinoise)[3]可以说是重要的代表著作。

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1810—1862)是意大利—法国汉学家，1835 年离开法国被派往中国和朝鲜传教，1836 年到达澳门。加略利作为新教第2次入华的先行者，像大多数传教士编写汉语辞书的经历一样，编写辞书也正是其学习和整合汉语的过程。历经七、八年后， 他于 1841 年编纂汉语—拉丁语字书《字声总目》，1842年编纂汉语—法语《汉文总书》， 旨在驳斥当时欧洲“中国文字落后论”的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之的研究和认识还较少。本文试图探索早期传教士在汉语知识学习、查阅、搜集、整理、运用上的特点，思考该文献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 以声符、义符系统识记汉字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辞书编纂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编什么和怎么编；但对传教士来说，识记数量庞大、陌生的“汉字”是西方传教士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内容。怎样找到汉字的规律，把大量看似毫无联系的汉字知识块快速地纳入他们已有的知识体系当中，并能迅速识记大量的汉字，这对以字母为文字的西方人来说是必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