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涓文,张 鸿,吴永兴

(1.2.3.贵州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治理越来越多地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特别是关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而村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在民族地区的治理中表现出较大优势、发挥出巨大作用，也逐渐受到学者青睐。贵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居住着49个少数民族，仅次于云南居全国第二，黔东南州作为贵州少数民族集中地，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人口的81.7%，其中苗族和侗族人口分别占43.4%和30.5%①(1)①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http://www.qdn.gov.cn/zq/.。贵州是传统村落数目较多的省份。从中国传统村落网获知，自2012年以来全国共有6819个村落先后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而贵州就有724个，居全国第一。其中黔东南州累计有409个，位居中国市(州、地、盟)第一②(2)②中国传统村落网：http://www.chuantongcunluo.com/index.php/Home/Gjml/gjml/id/24.html.。此外，贵州也是村规民约重视程度较高的省份。在2021年4月，贵州省民政厅公布的2020年“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示范村(社区)”共有889个，其中黔东南州就有126个③(3)③贵州省民政厅门户网站：http://mzt.guizhou.gov.cn/ztzl/rdzt/mtjj/202104/t20210429_67970591.html.。这些村(社区)的村规民约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制定规范、监督执行有力、效果发挥显著。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村规民约的作用机制展开研究，有着较大的意义和价值。

黔东南州的传统村落形成时间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和经济价值，与其他村落相比，更加注重村落选址、历史文脉、农耕文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