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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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河南一个三乡交界的小村庄。从我们家到村里的小学，有三里地。

20世纪80年代，我读小学时，村里普遍贫穷落后，满眼都是低矮的砖瓦房，家家都是木门、木窗、破院子。

对于我们这些除了去乡里赶集，连城里都没有去过的小孩来说，能吃饱饭、穿暖衣、有书读，就觉得人生已然抵达高光时刻。所以，在整个小学阶段，我没有一点儿贫富观念和心理落差。

我穿的确良衣服，别人也穿的确良衣服;我穿方口布鞋，别人也穿方口布鞋;我吃馒头就咸菜，别人也吃这两样;我放学回来就跑到沟边、河边，给牛和猪割草，别人跑得比我还快，割的草比我割的还多;我背着我妈给我用花布条在缝纫机上做的荷叶书包，别人也背着他们的妈妈用碎布条做的五彩斑斓的布兜;我早晚自习用我爸给我做的煤油灯，两只鼻孔都被熏得黑乎乎的，别人一个个也都被熏成大花脸……没有分别，就没有羞耻;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那时候，我和小伙伴迈着大步穿梭于村头、田间、河沟、坟场和学校，盲目自信地认为，全世界都和我们村一样，全世界最有文化的人大概就和我们村的小学校长差不多，全世界最有钱的人肯定是乡供销社社长。

但这种井底之蛙般的愚昧无知，很快就随着我们行走半径的扩大，被击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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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时，我到乡里的中学读书。

乡里的孩子，绝大部分和我一样，来自多子女的家庭，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穿着姐姐或哥哥的旧衣裳，用香皂洗脸，用洗衣粉洗头发，用搪瓷缸子吃饭，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着食堂里因用碱过量而满是黄斑的大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