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丹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这一大事变背后最不能忽略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群英舌战。从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到南湖上的画舫，一大代表们为了共同的目标释放着不同的激情。

舌战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家正式开幕。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是比较理想的秘密开会的地方。

23日晚8时左右，开会者全部到齐入座。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一共13人，代表著全国58名党员。此外，还有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会议通过了四项议程：一、起草党纲，二、起草党章，三、决定中心工作和方针，四、选举。会议推选出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等人共同起草党纲、党章。草案完成后提交大会，连续展开了3天的辩论。

提出不同意见的主要是李汉俊，对方辩友则是刘仁静。两位都饱读马克思经典著作，都能整段引用原著，唇枪舌剑，让其他人瞠目结舌。

李汉俊说，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依据不同环境而选择不同的模式。俄国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德国有考茨基的社会民主党，中国也有自己的特别情形，是否适用无产阶级专政，需要考察和研究。目前中国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则说，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该对国民党和议会有太多幻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重大的原则问题。

虽然刘仁静锋芒毕露，但真正的道路之争发生在李汉俊和张国焘之间。

在讨论党章条款时，引起最大争论的，是党章中有关“共产党员不得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团体”和“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的条款。

对于进入国会，李汉俊认为，应该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平时应该利用国会等多种方式进行斗争。张国焘、刘仁静等则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说明，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国会制看成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有可能把党变成“黄色”的党。

对于“共产党员能不能做官”这一问题，李汉俊提出“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政务官，但可以做事务官”的修正意见。张国焘问：“那可以做警察厅长吗？”李汉俊说：“可以。”

双方你来我往，一场舌战，颇为激烈。

最后通过的党纲中表述为：“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

变故

7月30日，变故骤然发生。当晚8时多，代表们刚在餐桌四周坐定不久。突然门帘被掀开，一个穿灰布长褂的陌生中年男子闯入，扫视一周后说自己走错了地方，便匆匆退出。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是密探，他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马上离开。

几分钟内，代表们蜂拥而出，各自离去。主人李汉俊留了下来，陈公博也自愿留下。

不一会儿，三个法国巡捕带着一群中国密探一拥上楼。李汉俊用法语镇定自若地解释道，两个外国人是英国人、北大教授，暑假来访，不是开什么会。最后，法国巡捕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以为社会主义将来或对中国很有利，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会引发祸乱。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逮捕你们，然而看你们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通融办理。”

经过这场变故，开会只能换地方，而且最好是在上海之外。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曾在嘉兴师范学校读书，经她提议，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

关于南湖会议，有两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一是时间，二是参加人员。嘉兴党史部门进行了深入考证，2018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一大浙江嘉兴南湖会议研究》对这两个问题都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对于去南湖的时间，以前人们的印象是“第二天一早”。而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是8月3日。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考证是，何叔衡没有参加南湖会议。

此外，马林、尼克尔斯基、李汉俊因目标太大，都没有去南湖。陈公博7月30日晚回到旅社，没想到深夜隔壁竟然发生凶杀案，第二天带着太太去杭州散心，也没有去南湖。因此，参加南湖会议的是10人。

诞生

8月3日上午，代表们到达嘉兴，汇聚在南湖的画舫上继续开会，讨论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在如何看待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上，又激起了争论。

包惠僧从广州来，认为孙中山和北洋军阀一样在广东搞军事独裁，军队无纪律，不同意联合孙中山。一些人赞成他的意见，觉得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董必武则认为，不能把南方政府和北洋军阀相提并论，应该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陈潭秋支持他的看法。但大会还是决定采取“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政策。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参与起草的李达记得，宣言有千字左右，模仿《共产党宣言》的文体，以“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开头，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结束。但这个宣言后来进了陈独秀的“皮包”就没有下落了。

据陈公博回忆，他从杭州回来后，才得知会已开完了，并得知通过了一个宣言，把南北政府相提并论，“急得跳起来”。他找周佛海等人商议后，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授权新任书记决定是否发出。他回去后向陈独秀痛陈利害，陈独秀决定不发。因此一大文献中没有宣言，其文本此后也没有被找到。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机构。结果是，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委员，李达为宣传委员。

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但大家都很有默契似的，选票很集中。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问了一句：“是谁选的？”刘仁静答：“是我选的。”这是李汉俊获得的唯一一票。刘仁静回忆，1923年李汉俊到北京时，自己去看他，他对这一票表示了感谢。

1921年8月3日下午6时左右，一大全部议程完毕。代表们齐声轻呼口号：“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烟雨苍茫、湖波浩渺的孤舟中，正式诞生了。